专断医疗行为入罪问题探究

专断医疗行为因侵犯患者的身体健康法益和知情同意权,具备了刑事可罚性的基础。将这种行为纳入刑事治理的范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患者生命健康和自主决定权的重视。基于专断医疗行为的具体情况和现行的规制路径,笔者提出应采用民事和刑事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其中部分行为应纳入刑事处罚。具体入罪的标准应结合医学适应性、诊疗规范性以及造成的损害结果等因素综合判定。同时,建议将专断医疗行为视为医疗事故罪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类型,并依据患者的损伤结果考虑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专断医疗行为入罪问题探析

专断医疗行为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法益造成的侵害后果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基础;专断医疗行为入罪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专断医疗行为入罪是彰显患者自我决定权的人格重大价值的要求。专断医疗行为侵害的主法益是患者的身体健康法益。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患者对自己身体健康法益的处分权,依托于身体健康权而存在。专断医疗行为入罪应归属于侵害身体完整权和健康权的犯罪。

协商:在权力专断与投票解决之间

在利益和价值高度分化的当代社会中,协商是一种力图实现平衡的策略,它通过唤起和保障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努力在公共生活领域促成这样的良善局面:一方面,弥补以投票为核心的既有民主过程的不足;另一方面,防范由权力和金钱左右政策结果的弊端。因此,协商既是彰显公民道德信念的过程,又是人们表达自己愿望和利益的途径。

专断性权力同建制性权力的博弈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基于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存废的考量

人民公社时期公共食堂存废的历史,演绎着专断性权力与建制性权力不同的治理绩效:即兴办时命令与强迫执行中的抱怨和不满以及解散时国家与民众互动中的激动和欢欣。考察公共食堂相关决策中的不同权力运行模式及影响,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达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紧急专断治疗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研究

在紧急情况下,医师一般应当尊重患者的自决权;如果有证据表明患者的决策不是基于其对生命健康的放弃,医师则有违反患者意志对其进行抢救的权利和义务。代理人的决策如果违背患者的利益,医师有权利和义务拒绝代理人的意见,而实施对患者最有利的医疗处置方案。

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专断医疗行为是指医师在缺乏患者有效同意的前提下而实施诊断、治疗的行为,其是否具有正当性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存在争议。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医学伦理的一般准则,但这种自我决定权并不是绝对的。应当允许医师在患者滥用同意权或者家属、监护人滥用代理权的情况下拥有一定的专断空间。根据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不宜将专断医疗行为入罪。

专断性医疗行为在刑法上的界定及处罚范围

关于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学界存在研究对象不明、处罚范围不清等问题。医护人员擅自实施的不具有医疗目的性的侵袭行为、紧急医疗行为、强制医疗行为,均应排除在专断性医疗行为的范畴之外。关于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事处罚范围,“义务说”得出的结论有悖于医疗伦理;“结果说”和“行为说”从不同解释路径出发,得出的结论差别不大。相较而言,“结果说”不利于医疗风险责任分配,“行为说”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医患矛盾下专断医疗的刑法容许性

在医患关系深刻对立的现实背景下,大行其道的"患者知情同意权"并非治本之策,相应之下,专断医疗刑法容许性的界限问题值得反思。面对专断医疗的出入罪之争,要以厘清医疗行为的正当化依据为基点,总结出"优越利益说"的理论优势,但需注意必须全面优越利益的事前衡量,而患者的知情同意便是其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专断医疗一般不进入刑法视野,只有当损害其优越利益时才运用刑事制裁。

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

十二大报告严肃地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内乱”,在肯定现在的党中央“在一切工作中都能遵循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的同时,又提醒“许多组织中,不民主现象、家长制作风还没有清除,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现象也比较严重”,“

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民主集中制包括党内民主和党内集中两个方面。所谓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所谓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的行动的一致。第二,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中的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一方面,集中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

果断 误断 专断

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绝大部分厂长大胆行使职权,很快使企业出现了活力。有位厂长深有体会地说:“管好企业的家,就象前线作战一样,应该是统一指挥。遇事不仅要果断,而且需要减少误断,千万不能专断。”这话很有道理。当前有少数厂长思想顾虑重重。对果断行使权力,担心别人说成是个人专断,从而工作缩手缩脚。看来,弄清果断、误断、专断之间的关系,对于认真贯彻执行厂长负责制,是很有必要的。为改变企业党政不分的状况,实行厂长负责制,国家授权予厂长与过去相比,厂长权力大责任也重了,必须有多方面的素质,

法秩序统一性视角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对于狭义的医疗行为,其正当化根据应当定位于患者的知情同意,在患者知情同意下实施的侵袭性医疗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对于知情同意原则,应当结合我国法律规定从医生的说明义务和患者的同意两个方面理解。专断医疗行为原则上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站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角度,当患者无法作出同意时,患者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可以代为同意,但不得有害于患者的身体利益;当患者与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的意见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患者本人的意思为准。在无法获得有效同意的情况下,推定的同意可排除排除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此外,还可以考虑说明义务的豁免等其他特殊事由为医生减免刑事责任。

论知情同意权与紧急专断治疗权的适用关系

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紧急专断治疗权是相对存在的概念。前者是患者个体人格自由、独立和尊严理念的产物,而后者适用的重要前提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排除。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医方会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境,在实践适用时难免产生矛盾冲突。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作出适当限制可以有效减少医患双方的纠纷。

国际投资仲裁东道国行为“禁止专断性”标准适用探究

在近年来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有些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条约主张东道国的行为是“专断性的”,由此形成了“禁止专断性”标准。然而在实际适用这一标准的过程中,存在国际投资协定条款规定不统一和仲裁庭阐述不一致的问题。对此,国际投资仲裁庭积极尝试明晰“禁止专断性”标准的要素,包括以“公共利益”与“控制力度”说明合理性要素、以“真实目的”表达非偏见要素、以“正当程序原则”限定东道国行为。随着我国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我方应当在维权申诉中积极利用各类标准主张权利,在应诉中积极争取对我方有利的证明依据,并应在今后对外签署的国际投资条约中保持用语协调,重视行政措施的合法合理性,促进我国实现对外开放与“走出去”的进一步升级转型。

作为知情同意原则之例外的紧急专断治疗——“孕妇死亡”事件舆论降温后的思考

"孕妇死亡"事件凸显出我国立法在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医生的紧急专断治疗方面的不足以及相关理论研究上的薄弱。在现代医疗法律体系中,知情同意原则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患者对自己的医疗行为具有在获得医生充分说明基础上的最终决定权,必要时其可由患者家属代为行使。作为知情同意的例外,紧急情况下医生可以实施紧急专断治疗。紧急专断治疗符合我国法律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可以使医生的专断医疗行为阻却违法。紧急专断治疗不是强制治疗,也不能作为医生的法定义务看待。当患者明确反对时,紧急专断治疗原则上应受患者拒绝治疗权的限制,但因自杀而拒绝治疗、涉及第三者利益、患者家属的拒绝和明显不理性的拒绝均构成患者决定权的滥用时,医生可实施紧急专断治疗。

专断医疗行为有可能成立过失犯罪

专断医疗行为是指在没有获得病患同意的前提下,医师擅自展开的针对病患的医疗救助行为,其造成患者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是否应当依据刑法进行处理在刑法理论界存在“无罪说”“有罪说”和“部分有罪说”。由于专断医疗行为是医师出于正当的医疗目的而实施,因而即使其造成严重后果也不可能成立故意犯罪,但存在成立过失犯罪的可能性,而医师产生过失犯罪是因为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针对专断医疗行为,只有当未征得患者同意所进行的医疗行为导致患者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且医师的医疗行为存在瑕疵(违反注意义务、不符合医疗技术规范)时,才成立过失犯罪。

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罚界限

专断性医疗行为是欠缺患者有效同意的医疗行为,"全面入罪说"主张对所有缺乏患者的有效同意施以刑事处罚,而"部分入罪说"则主张仅在缺乏患者同意导致医疗行为严重脱离其业务规范时,方得动用刑法进行规制。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具有医疗目的,因而只存在成立过失犯罪的余地。过失犯罪是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医疗行为的注意义务取决于一般医疗准则和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只有当专断性医疗行为由于未取得患者同意导致不明确具体的患者病情、体质与意向,从而违反医疗行为注意义务时,才有可能成立过失犯罪;而在不存在患者选择可能性及缺乏"患者同意"与违反医疗注意义务无关的场合,都不因为缺乏"患者同意"而成立过失犯罪。同时,医疗目的、医疗适正性以及患者的有效同意都能够为医疗行为提供正当化基础。

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

专断医疗行为是指医师实施的未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医疗行为。广义的专断医疗行为包括强制医疗、紧急医疗等专断性医疗行为与典型的专断医疗行为;狭义的专断医疗行为,即典型的专断医疗行为系在应当获取患者知情同意权且有获取患者知情同意权可能性的情况下,医师怠于履行告知义务或违反病人意愿擅自实施的医疗行为,包括患者的无效同意与假定同意的情形。给患者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专断医疗行为可以追究医师的刑事责任。专断医疗行为缺乏患者承诺,是不被允许的危险行为,符合犯罪的本质,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既符合当前的社会需求,也弥补了民事侵权保护的缺陷。纳入刑法规制范畴的专断医疗行为应满足相应的不法要件与责任要件,同时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与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合理限制原则。对那些给患者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专断医疗行为可以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或医疗事故罪追究医师的刑事责任。

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容许性

专断医疗侵犯了病人的自主权，所以，基本上不受容许。依据医疗伦理原则，医师实施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前，应尊重病人的自主意思，必须以病人的同意为前提。但是，某些例外的情况，如病人昏迷而不能自主决定或病人所作的决定不合常情而可能危及生命时，医师也许要采取专断医疗。这种情况下的专断医疗，在刑法上是否要加以责难，有讨论的必要。以耶和华见证人拒绝输血为例，医师在医疗过程中，如果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违反其意思而输血，刑法上不能评价为违法。因为，在“防御性医疗”当道的情况下，懂得自保的医师只要迎合病人的决定，既可以快速了结医疗案件，又可以免除法律争端，何乐而不为？唯念念不忘救人的善良医师，才可能作出违反病人意思的医疗决定，刑法不应苛责此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