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问题研究:基于实证调研的阐释

实证调研发现,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存在下列困境:基层检察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主体资源存在流失,技术性证据审查的范围与框架不明,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启动及审查意见的证据效力有争议。困境成因在于,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制定背景变迁,造成不同规范间有抵触。检察技术人员流失,与员额制改革、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后的待遇等因素有关。受证据法定主义影响,此类证据审查意见的证据资格有争议。优化检察技术性证据审查,应完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健全技术人员及有专门知识的人指派、聘请机制;应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视为辅助性证据;应界定审查范围与情形,转变审查逻辑并健全机制,赋予审查意见证据资格,健全司法责任制以提升证据审查质量。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业务,代表检察科技与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在“四大检察”协同发展的要求下,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技术性诠释,能够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的精准化意蕴,应当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面对技术性证据在证明力或可信度上的支配优势,专门审查是教育模式的制度性转化,契合事实认定的理想状态,其向“外脑”的积极合理借力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运行成本。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符合立法原意,不违背学理要求,还能够形成专门知识之间的理性互动关系。指向专门性问题的审查意见,经审慎评判后可直接采用;指向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意见,则属于弹劾证据,适用时应当遵循“有限可采性”规则,需附属于已有的或后续补充的技术性证据发挥证明作用。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标准化研究

检察机关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在实际办案中发挥着重要的科技支持作用。随着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专门审查工作规定、专业工作细则、专门审查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技术规范的出台,检察机关专门审查工作架构已经形成。但是,当前专门审查工作尚存在办案需求与技术供给融合效果不够,专门审查技术标准不健全、专门审查意见定位模糊等问题。为规范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应当统一专门审查工作标准,构建审查标准化模式,加大专门审查标准化工作应用研究,进一步提升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质效。

试论检察机关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法医学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检察机关完善对刑罚变更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有效防止和纠正违法暂予监外执行。通过以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证明文件、妊娠证明或者生育证明、生活不能自理鉴别意见等三类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渊源和现状为切入点,理解和认识专门审查工作的法治内涵,重构在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的法医学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以下简称“专门审查”)实践路径,从而深化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双重审查,提高专门审查质效,完善疾病诊断标准和收监标准,建立暂予监外执行医学鉴定委员会机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举措,为暂予监外执行实质化审查提供重要技术支撑,从源头上保障刑罚变更执行公平公正、严肃有效。

有关“检察机关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的研究

检察机关对鉴定意见开展专门审查活动,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尚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规定,审查的理论与操作存在一定的盲区。本文从刑事诉讼角度分析鉴定意见专门审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尝试探求“检察机关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制度构建思路,提出研究解决相关制度的编制原则、路径方法,能供该审查提供实践操作性的参考范式。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的运行状况及改进建议

当前,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的运行状况不尽如人意。从工作现状看,存在机构设置不统一、技术人员数量不足、审查业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从运行机制看,存在审查启动主观性较强、审查方式方法多样性与类型化不足等方面问题。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兼具技术协助和技术监督双重功能,审查权是检察权的附属权能。完善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需明确审查的范围与重点,合理设置审查的启动与实施程序,建立类型化的审查方式,完善审查的质量控制标准,进一步发挥审查意见的诉讼功用等。同时,从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及业务建设等方面为其运行提供保障。

刑事诉讼中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运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四十五批指导性案例之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中就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或者两份以上的司法鉴定意见,且结论不一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解决专门性问题主要通过检察技术人员开展检验鉴定、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和技术协助等活动,为检察官办案提供技术支撑。在无法鉴定或无法得出明确的意见,鉴定意见表述含糊、模棱两可或答非所问,鉴定有漏项、达不到证据充分的要求,鉴定意见有明显的瑕疵或存在错误,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的矛盾时,可以通过聘请外部专家、借助侦查机关或行政机关技术力量、委托社会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提高鉴定人员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能力等方式加以解决。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主体与实施机制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应针对检察技术人员少、类别少的问题,采取内外结合、统一调配、统合安排等方式,实现审查人员多元化与审查资源合理配置;应认识到检察技术人员兼具司法辅助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双重属性,审查履职与责任承担具有相对独立性;技术性证据审查应当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审查的内容、质量标准等应按照审判的标准展开;应注重技术性证据审查与检察办案的充分协作配合,注意技术性证据审查方式与检察官办案权限的合理匹配,同时正确处理好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与退回补充侦查的关系。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度研究——以基层检察机关为研究视角

我国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呈现基层检察机关承办案件数量最多却开展最少的样态。究其原因,基层检察人员缺乏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的意识、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度的启动与实施程序不明确、基层检察机关存在资源限制等。然而,基层检察机关基于办理案件需要、加强法律监督与防控错案责任等因素,具有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必要性。为落实基层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机制的开展,应当尽快贯彻落实刚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规定》,并通过会议、讲座、相关工作提示的方式加强基层检察人员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工作的意识。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度的启动条件、合理编配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人员、设置多元的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方式。

论电子数据审查的“专门性”

随着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增多,常规性的审查判断已然无法满足实践需要。电子数据因其固有的、区别于一般证据种类的特性,有必要对其适用更为专业化的审查判断方法。当前检察工作实践中,对于电子数据的专门审查也处于刚起步阶段,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专门性审查”进行阐释。

基于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地表水污染类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审查要点研究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一种常用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对于公益诉讼案件中环境损害责任认定具有关键作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亟需加强对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专业审查,避免因案件证据质量存在瑕疵而影响司法公信力。本文以一起典型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分析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重难点问题,从检察机关审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角度,研究提出地表水污染类公益诉讼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审查要点,对于提升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推动公益诉讼检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欧美违宪审查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分析目前欧美一些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设计出一种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该模式主张应在"人大"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专门审查机关,即宪法法院,宪法法院拥有司宪执行权和监督执行权,负责监督、追究违宪责任。期望以此来推动我国宪政监督事业的发展,达成使我国公民的权利在现实中获得可靠保障的目的。

违宪审查及其中国问题

本文从宪法的出现,宪法的实施,违宪审查的含义和意义入手,分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三种违宪审查模式及其基本趋势,进而剖析了中国违宪审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为了真正解决中国的违宪审查问题,必须引入专门机关审查制。

论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

违宪审查制度在人权保障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违宪审查有着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结合各国传统,违宪审查模式衍生出司法机关审查、宪法法院审查、宪法委员会审查等三种模式。由于对人性的漠视和对权力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忽略宪法控权功能的立宪观念,使我国违宪审查机制迟迟没有启动。只有选择了适合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并使之真正运转起来,中国的人权保障才会有一个稳固可靠的制度基础。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维护国家稳定、确保法治建设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形同虚设。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刻不容缓，结合中国的政治制度。专门机关审查制是违宪审查的最佳选择，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中国的违宪问题，确保宪法监督机制。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宪法中并无明确规定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违宪审查制度 ,故为保障及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 ,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 ,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各项内容 ,包括违宪审查的对象 ,违宪审查的主体及其活动程序 ,违宪审查的方式 ,违宪审查的效力及责任承担方式 ,使违宪审查具体化、规范化。

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几点看法

建立与一国国情相适应的违宪审查制度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普遍要求。本文介绍了各国违宪审查的不同制度构造,对各种违宪审查模式的利弊及与我国国情是否兼容进行了粗浅分析,并就再次引发的完善和改进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发表一己之见。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困境及优化路径——基于74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技术性证据是科技理性与法律理性结合之产物,故基于其科学逻辑与司法逻辑,检察机关对其予以专门审查。自2013年以来,技术性证据审查在制度层面的正式确立已近十年,从裁判文书以及司法实践的实证视角观察其运行状况,发现存在审查主体结构性失衡、审查对象局限性显著、审查表达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科技发展之下相关制度忽视以及多重变革的叠加性影响。因此,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亟待对审查主体予以功能性完善、对审查对象作出适应性调整、对审查表达进行制度性优化。

中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实质上是一种司法审查程序,在不同国家因审查方式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程序模式。总体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多采用专门性审查的方式,并辅以相对完善的司法审查程序。而我国则采用专门性审查与附带性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因而程序设置也体现出中国特色:在侦查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中采用附带性审查的方式,未设置相对独立的专门程序;在审判阶段则采用专门性审查的方式,辅以相对独立的具有对抗性色彩的司法审查程序。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