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亲权理论指导下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解释论的三维分析

专门教育在适用中存在理论指引缺位、条件对象模糊、程序杂糅等问题,导致其内部存在适用不协调甚至混同适用的情形。国家亲权理论要求专门教育适用必须坚持贯彻一元保护主义与最后性原则。普通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的核心要件均为监护人无监护能力,通过对部分罪错未成年人指涉范围的实质限缩或扩张可以发现,两者的适用对象并不存在交叉。普通专门教育适用程序具有行政属性,专门矫治教育适用程序具有准司法属性,这一结论具有实定法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应以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为枢纽,组建具有二元属性、双重工作模式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以重塑专门教育适用程序并构建不同程序间的衔接机制。

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在全社会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利用好专门教育这一重要治理手段,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同犯罪治理相协调,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专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犯罪治理效果的有效手段,因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需求而出现,并随其发展而动态调适。加强青少年犯罪治理助推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在专门教育的理念及其价值取向的更新。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主要体现在教育生态环境不佳、专门教育师资力量薄弱、专门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丰富性不足、教育方式方法的个性化缺失和社会偏见思想短期内难以动摇等方面。针对于此,建议从优化专门教育生态环境、加强专门教育师资力量培养、丰富专门教育内容、改革专门教育方式方法以及树立专门学校正面形象等方面实现专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专门教育完善与发展的现实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践行习近平教育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把精神动能化为累累硕果,专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已经到来。推动专门学校更好坚持学校定位、立足教育属性、发挥专门功能,做实精准矫治,打造精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阵地,持续健康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和发展,努力建全和完善科学有效的教育体系,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培养“建设者”“接班人”“有用人才”,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上,专门教育任重道远。

青年发展视角下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机能的反思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青年发展提供纲领性依据,提出“建立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和涉罪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治的有效机制”的发展目标,并将“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作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域的主要措施之一。为了实现上述发展目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专门教育制度设计了替代刑罚、犯罪预防和国民教育三个机能。以“目的—机能”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的专门教育制度正面临着对刑罚的替代乏力、对犯罪预防的认知偏差、对教育义务的履行困难等三方面的问题。完善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所确定的发展目标为指导,构建保护处分的行为体系和处遇体系刻不容缓。具体而言,应当回归罪错语境,提高刑事责任年龄,将青年发展政策法治化,尽早出台《专门教育法》,从准入程序、教育主体、教育形式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以走出“矫正失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刑罚扩张—矫正失败”恶性循环的怪圈。

保持对专门教育的理性期待

基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暴力化趋势的大背景,以教育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为根本目的的专门教育被寄予更高期待。然而,目前专门教育制度设计在理论与实践中始终未能明确专门教育适用对象的范围、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关系,同时也未能厘清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设定的合理性等争议问题。这说明,我国专门学校建设与专门教育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其亦无法完全承担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最后一道防线”的艰巨任务。鉴于此,需要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两个维度来化解专门教育争议,同时应当始终保持对专门教育的理性期待,坚持其作为拘禁性保护处分的“兜底性”,并在实践运行及制度完善中避免专门教育的“劳教化”。

专门教育的二元法定属性与改革进路

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了专门教育的二元法定属性。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专门教育具有公益性、福利性、基础性和特殊性。作为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保护处分措施,专门教育具有保护性、强制性、机构性及惩罚性的特点。专门教育改革应当准确把握二元法定属性,以国家教育权和保护处分作为法理基础,避免专门教育异化为司法矫治措施,推动专门教育回归特教门类;同时,完善专门教育立法,明确专门教育的强制性并确立专门教育的正当法律程序。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矫治公检履职模式研究——以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模式为路径

针对目前专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准入程序不明确、分级处遇标准不到位,以及公安机关现有矫治措施效果不理想等具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难题,应以加强制度规范衔接与主体职责对接为基本路径,避免加重公安机关“抓—放—抓”的恶性循环,衡平社会防卫与未成年特殊保护间的价值张力,提高精准教育矫治的质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国家亲权理念的交织为价值基石,以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准入基本界分标准予以分级,并借助家庭监护令的执行情况对自愿性准入模式的实质条件予以评估;以法益侵犯类型为尺度对矫治教育管理模式予以分类;以信息对接、评价对接与监督对接三重维度的公检职责对接机制贯穿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制矫治教育体系的运行体制,实现家庭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各自应然担当,助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专门教育数字化课程的研发与运行——基于山东淄博德志学校的实践

专门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有效而精准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课程建设严重缺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山东淄博德志学校在传统教育方式方法的基础上,借助数字化手段研发了“专门教育数字化课程”。该课程分两个系统:一个是自主研发的课程体系,即“课程”;一个系统是自主数字化教学管理系统,即“数字化”,是技术支持平台。依托该课程,可以进行自动排课、自主学习、家校互动,较好的实现了“一人一策”的教育矫正目标,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专门教育措施适用困境及疏解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下,各项干预措施能否被科学、准确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最终效果。专门教育措施在适用上存在评估适用不当与外部衔接不当两方面实践难题,在参照规范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首先确立专业性原则,定期评估原则以及比例原则为后续具体规则的制定以及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同时应当明确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评估导向,改良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组织方式,建立定期评估工作机制,完善社会化处遇措施配套机制,拓展专门学校功能以及完善专门学校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以保证专门教育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被合理适用。

刑行衔接视角下罪错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矫治之体系性建构

为了明确《刑法》中的刑罚适用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教育处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差别,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诉讼制度,同时适用于犯罪和预防犯罪,明确刑罚、教育处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区别。这一制度应从明确性质、遵循原则和建立衔接机制出发,提高效率,引导未成年人违法行为的教育矫正工作。必须准确分类不同情形下的犯罪行为,遵循公平、公正、人道原则,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与相关部门和社会资源有效衔接,形成完整的教育矫正体系,确保连续性和有效性,引导未成年人走向正确道路,预防减少犯罪行为,为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专门教育家国情怀与历史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

在当今社会,专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帮助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改正错误、回归社会的重要使命。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将家国情怀与历史教学深度融合,以提升专门教育的效果和意义。通过深入研究,本文发现家国情怀是激发未成年人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之一。历史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责任的重要途径,与家国情怀有着天然的契合度。因此,本文主张在专门教育中深度融合家国情怀与历史教学,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益。

专门教育评估制度的检视与形塑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时在专门教育制度中加入评估程序,体现出了“准司法化”倾向,也是对单向行政决定的有效制约。但是,评估主体不明、标准不一、程序不清给各地评估实践带来了掣肘,甚至造成了专门学校“普通学校化”或“监狱化”两种极端。未来,可尝试通过制定《专门教育评估管理办法》来强化专门教育评估的制度供给。在内容设计上,专门教育评估应当始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教育矫治为目标,坚持拘禁性保护处分的“最后手段性”,遵循比例原则、中立原则和区分原则,严格限制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纳入评估对象。在评估中应兼顾“行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综合考量评估对象的行为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遵守评估程序和评估规范,科学地开展评估。评估结论虽为行政决定的“参考”,但是具有法定的阻却效力,当评估结论为不同意时,决定机关不得适用和解除专门教育或专门矫治教育。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职能优化研究

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了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承担“研究确定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的宏观职能与评估、建议的微观职能。宏观职能不仅在落实上存在受质疑的共管与分管两种实践模式,还涉及各级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间的关系分歧问题;微观职能不仅在解释上存在评估与决定是否等同的冲突,在实践中还存在决定是否具有可诉性与可复议性的争议。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能优化要在坚持行政法权责统一原则下细化其宏观职能,由教育行政部门单独或者与公安机关共同直接行使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微观评估职能。

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路径

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专门教育制度替换了工读教育制度与收容教养制度,但专门教育制度仍延续了工读教育制度、收容教养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偏离矫正优先的制度创设初衷、不当限制罪错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矫正效用不佳,及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等问题。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应摒弃社会管理者视角与社会防卫优先的管控立场,转而从监护人视角出发,遵循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兼顾社会防卫的基本立场;从封闭管控目的与期限着手,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积极运用社会场域开展社会化矫正活动,提升矫正活动的科学性与效用性;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我国专门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收容教养纳入专门教育制度,是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科学化。然而,专门教育制度仍存在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类模糊、未进行司法化改革、专门教育的期限以及条件不明确等问题。需将“严重不良行为”细分为触法行为和触警行为,明确专门教育的适用条件、适用期限,对罪错未成年进行分级管理并实现司法化改革。

广西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专门教育的难题与破解

本文基于广西罪错未成年人检察办案数据与专门教育学校现状,分析广西罪错未成年人适用专门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为应通过加快专门学校建设与加大师资投入、细化法律规范与增加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进一步补齐广西专门教育的短板,保障罪错未成年人接受专门教育的权益。

回归与创新:专门教育制度发展史研究——基于与普通教育关系的比较

专门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组成部分之一,在矫治未成年人轻微违法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专门教育的发展存在着招生困难、社会认同不足、发展方向不确定等问题,其原因之一在于对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明晰。本文通过对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关系的演变史进行考察,发现二者先后经历了“平行发展”、“相互交叉、各有侧重”、“共同发展、主辅关系”三种关系。二者关系的演变史表明,第一,专门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变为普通学校;第二,专门学校仍是,并将长期是普通教育的承担者之一;第三,专门学校应当,而且有必要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的更新与完善

未成年人恶性触法行为的不断发生,推动了未成年人的工读教育转向专门教育的体系发展和思路清晰化。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工读教育的粗略涉及到2019年未成年人"两法"的修改,其中的专门教育也经历了多次修订的完善过程,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性的制度。但是,由于对未成年人专门教育性质的界定不清和程序设计的非完善性,使得本次对专门教育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随着未成年人严重触法行为逐渐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专门教育制度应当积极发挥内在功能,并在性质归属上逐步从"惩罚矫治"转向"教育引导",在程序设计上由"粗放思维"转向"精细设置",从而与未成年人的发展现状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相契合。

专门教育定义的思考——以中美比较为视角

长期以来,专门教育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缺乏一个清晰和统一的权威定义。尽管法律上的专门学校名称替代了工读学校,但是工读教育和工读学校的称谓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律的修订和近年来各种新建的专门学校,更是使得其定义变得异常复杂和混乱。定义混乱的本质原因是目标、内涵、定位的迷惘,定义的厘清是制度重构的前提。美国的替代性学校是类似于我国专门学校的一类特殊学校,两者的对比可以引发我们关于专门教育定义更深的思考。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应该采用更广义的类型学定义,采用分级制进行区分,区分专门教育中教育和司法的不同属性,将司法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专门教育应该以学生的教育需求为视角,并关注通过教育实现改变这一核心任务。

中国古代科技专门教育研究

中国古代科技专门教育开展时间之早、规模之大 ,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科技专门教育以算学、医学、天文、历法为主体 ,隋唐、宋元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明清时期趋于衰落。它的设立和发展 ,一方面标志着科技教育有了合法地位 ,专业化程度提高 ,科技队伍愈益壮大 ,促进了应用学科的发展 ,适应了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官办性质 ,极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 ,并强化了科技的实用性质 ,把专业人员推入“吏”的阶层。它的管理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对科技发展也有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