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爱与真实的皈依——《受戒》中世俗化佛教之人生启示

汪曾祺先生在小说《受戒》中向我们展示了世俗化的佛教生活,这种生活态度集中体现为爱与真实的皈依。这表面上看似与佛教的清规戒律相悖,其实是作者在佛教潜在庄严性与现实生活世俗性的对比中构建自己所理解的人生,即在世俗生活中追求与实践"爱与真实"的信仰。汪曾祺先生所追求的这种人生也给了我们"回返现实、直面人生"的启示,这一点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

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是唐代佛教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缔结乃系缘分;二是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三是出家为尼,不忘家庭责任,且与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四是居家事父母,以持戒祈福为行孝方式等。这些影响既含有增强唐代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以"宿命论"制约女性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消极方面。

“菩提心”与“忠义心”——从九华山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作者通过赴九华山进行考察 ,并且研读有关学术资料 ,提出如下见解 :九华山佛教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 ,是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九华山佛教堪称中国佛教世俗化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世俗化 ,表现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九华山高僧宗杲禅师“忠君爱国”思想的分析 ,从宗教理论的角度 ,探讨九华山佛教对于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贡献。

从佛教的世俗化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个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了普通群众的精神需求,进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佛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片面认识,借鉴佛教世俗化的成功经验,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从文本中道济形象的嬗变看佛教世俗化的向度与边界

自南宋至明清,以道济为叙事主题的文本不在少数。从文本的历时变迁中,可以看出道济的形象一直处于建构和嬗变当中。《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将道济界定为"颠僧";《济颠语录》中,道济则被视为"神僧";《绣像济公传》中,济公又摇身一变,成为"侠僧"。道济形象的建构和嬗变,是文本中佛教世俗化的一个较好的例证。文本中的佛教世俗化表现出了双重向度,即佛教向度与社会向度。不同的世俗化主体,由于其推动佛教世俗化的动因不尽相同,使得各自所认可的佛教世俗化边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文本中佛教世俗化是现实中佛教世俗化的一个缩影,它对现实中的佛教世俗化无疑具有诸多启示意义。

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马克思·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启示

藏区社会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却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性与宗教变迁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与此同时,在重新把握藏区社会传统结构的基础之上,对"藏传佛教世俗化"这一命题作出符合文化本位的阐释。如果马克思·韦伯过去在定义资本主义精神及其现代性时,肯定新教伦理之重要性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宗教文明秩序下的社会现代化路径,至少其内生性的改变也需要从宗教伦理观当中找寻答案。通过深刻揭示马克思·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遗产,旨在说明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此亦可进一步运用"自我观照"的叙述模式,并就如何化解藏区现代化之困,阐明其神学变革的意义和方向。

佛教世俗化与宋代职业伦理建构——以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为中心

在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中,平民化和世俗化是重要趋势,在此过程中,职业概念凸显,转型社会的成功有赖于职业伦理的建构,从而提供一套行为价值标准以整合社会过程。佛教适应转型社会的要求,通过劝善化俗在职业伦理建构中起到独到作用。在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中,北宋高僧宗赜声称修行与世俗生活并不相悖,阐明了恪敬职守的世俗职业伦理价值具有神圣性,是修行成佛的一种途径,把世俗职业伦理提升到超越的高度,赋予它神圣意味,为世俗和神圣搭起一座融合的桥梁。《劝化集》诸篇对包括胥吏、军人、商人在内的各行业职业操守和佛教修证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从理论上阐明宗教修行与世俗职业生活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客观上建构起一套具有超越性的平民职业伦理道德体系,避免转型中的社会生活于道德真空之中,促进了宋代社会与经济的成功。

佛教的世俗化与籖占的发展——兼与严耀中先生商榷

在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进程中,占卜术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佛教寺院大约在宋代才开始引入籖占来吸引信众,但也远没有达到"寺院内求卜问籖普遍化"的程度。明清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佛教寺院普遍备有籖谱,其中《观音灵籖》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籖谱。《观音灵籖》与其他籖谱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甚至更加通俗、更加世俗化,因此也更加受到百姓的热烈吹捧和崇信。

从智慧到信仰:论晚明净土佛教的思想转向

晚明佛教丛林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加以圆顿整合的参究念佛禅，并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转向，既是明末禅学中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另外明末佛教丛林同时还存在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而走向对佛教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实现禅、教、净的合流。明末佛教丛林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的二大思想转向，既是中国佛教圆融思想充分展开的理论结果，又是明佛教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表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的逻辑完成。晚明丛林对净土信仰全面皈依，表明佛教修持方法的有效性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修行的信仰问题。

经世佛教与出世解脱:论晚明佛学复兴的困境及其反思

本文结合晚明佛学复兴思潮中圆融与还源的二大思想取向,以中国佛教修证成佛的修行观念为主线,透过救法与救世的互动进程,对晚明佛学复兴思潮所表现的末世佛法与经世佛教、救世人格与出世解脱、即生成佛与即世教化、即法救世与即世护法等四个方面的二难处境进行了理性探讨。本文指出,以佛教经世思潮为导向的晚明佛学复兴的困境,正是佛教中国化与佛教世俗化并进的困境。这种困境,本源于与小农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且以儒家观念为本位的弘法理念。

试论《花影娇娘》中的因果报应观和佛教世俗化倾向

《花影娇娘》是《金瓶梅》的三种续书之一。通过对南宫吉(即西门庆之化名)死后家庭变故和妻儿遭遇的续写,刻画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呈现出一种乱世的时代氛围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小说内容具有鲜明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并体现了强烈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汉传佛教圈的信仰特征及其衍生规律

汉传佛教圈包括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的佛教。但就汉传佛教自身的演变规律而言,在中国大陆乃至中国台湾、越南、韩国是朝着神圣化的方向发展,而在日本海岛却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汉传佛教的世俗化,夹杂着不利于构建和谐东北亚的政治因素,当前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形成,要吸取世俗化了的日本佛教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教训,回归神圣化的信仰层面,维护东北亚和平。

仇池政权民间文化与佛教探微

仇池杨氏政权于南北朝纷乱时期建立并自存绵延长达百年,其政权结构及其特点多为史学者所关注,但若仅从政治层面论述仇池国生存状态,则所得结果将无法完整还原仇池国人精神领域的诸项建设活动。从石窟考古线索入手,以仇池地区至今仍具生命力的民间巫傩文化积淀为背景,追溯仇池国人思维意识的渐进形成和发展过程,逐层揭示仇池国人思维意识与佛教行为发生的并性关系,进而对仇池国佛教世俗化做初步探讨。

藏传佛教伦理世俗化的典型——《卡其帕鲁》的汉译及其伦理思想

《卡其帕鲁》是在西藏流传甚广的一部九言格律体诗歌,是藏传佛教伦理世俗化的典型代表。全文以11章篇幅从做人、治国、持家三个方面说明处世之道,其出发点是藏传佛教的无常观和业力因果观,其实践路径则是在不同的角色中克制自我的私欲,清醒地觉察和遵循因果发展的规律,善巧地完成不同社会角色的责任。藏传佛教的轮回观、因果观、业力观、善恶观、身心观、修行观等在《卡其帕鲁》中有不同的变形和表现,体现出了藏传佛教思想由简朴到精致、由世俗到胜义、由文化到践行的层级。

祭祀与生天:宋金墓葬的“香花供养”图像探讨

香花是佛教重要的供养具,宋金墓室壁画中“香花供养”题记以及与佛教“花供”相似的图像,体现了佛教“花供”的世俗化。通过对“花供”与佛教丧葬仪式如释迦涅槃、瘗埋舍利、僧尼墓葬的关系,盂兰盆会花供对“祭祖仪式”的影响,花供的功德这三方面的讨论,认为宋金墓葬中出现的“香花供养”是佛教“花供”多层面影响下的产物。

中国观音菩萨女性化现象考察

古印度教中,观音菩萨是男性形象,传入中国后,逐渐变成女性形象。这种变化表现了汉传佛教鲜明的中国特色。该形象的转变由多方面引起,包括佛教自身演变、佛教中国化、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佛教伦理化与世俗化等因素。基于观音菩萨女性化的史实,分析研究观音菩萨女性化的流变、女性化的原因,对于探讨宗教艺术形象学视野下的造像女性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唐风论纲——从莫高窟看唐代艺术风格

唐风是7——10世纪中国文化奇迹的表征,其最大而可靠的遗存,当属莫高窟。作为时代风格,唐风超越于地域、派别与个人风格之上,亦超越于初、盛、中、晚各期风格之上。但其典型风貌,则在初唐后期和盛唐。莫高窟艺术如分为早、中、晚三期,恰可以北朝风、唐风、守风三种风格样态概括,这三种时代风格起落的曲线,又恰与佛教在中国的兴衰、传统人物画的发展变异过程相一致。这里试从比较中略述唐风的特色及其成因与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