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进程中的世俗叙事与隐性进程中的神圣叙事——重审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多重叙事进程

中外学界对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评价逐渐形成一种阐释的禁锢,即普遍认为这篇童话诗基于世俗欲望叙事创造了多组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确实是该作品情节发展的基本趋向。但是,在这一显性的叙事进程背后,还存在多条隐性的表意轨道。从表面的情节发展来看,叙述者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阐述了欲望主题;而在隐性的表意轨道上,则以《创世记》为原型文本,其中的神圣叙事与世俗叙事既互相排斥又互为补充。在明暗相映的多重叙事进程背后,体现了普希金对理想人格的探索、对世俗伦理的超越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世俗叙事在现代华文语境中的“断”与“续”

华文文学概念构架大半基于地缘 :“两岸四地”、“欧美澳”和“东南亚” ,“华文”则是个语言大前提。本文另以“华文语境”为核心 ,论述以市民意识形态为背景的世俗叙事 ,考察一些小说的叙事内容中蕴含的历史上下文关系及平行文本间的表现 ,揭示其文化语境上断。

世俗化的批判性叙事——晚清谴责小说的政治叙事形态分析

晚清谴责小说在发挥文学的批判功能时,采取了不同于精英立场的世俗化叙事。其叙事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从普通家庭生活情境中透视官场;批判的价值标准归结为生活中的人格品行,从最基本的做人层面剖析官员的人性心理;批判叙事效果追求趣味性,显示一种"笑"的艺术精神,表达出普通民众俯视官场丑恶而获得的心理愉悦感和批判主体情感宣泄后的理性缺失。

论毕飞宇“世俗化叙事”的阅读魅力——以《玉米》三部曲为例

《玉米》系列作品是毕飞宇的代表作。文章回归小说文本的阅读效果,从读者接受角度探索《玉米》的"世俗化叙事"带给读者的阅读魅力,分析深层命题的世俗化和陌生语言的日常化等"世俗化叙事特征",由此挖掘毕飞宇创作民间性的一面,关注毕飞宇创作由先锋走向世俗的个人特点。

从都市世俗中寻求创作深度——以张爱玲、池莉为中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以市民立场为核心的世俗叙事俨然成为文坛主潮 ,但却一直被某些批评家贬斥为“缺乏深度”。张爱玲、池莉都是奉行世俗叙事策略的典型作家 ,在世俗叙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文章以两人为中心 ,剖析都市世俗叙事如何借市民立场这一平台来寻求深度品格 ,以期能有助于正确认识世俗叙事的存在价值。

从神话叙事到神性写作——论19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的话语谱系

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代际嬗变始于启蒙叙事对十七年小说神话叙事的鼎力反拨,但启蒙叙事这一反神话叙事的话语方式,却逐步演化成了一种以道德神话为内核的新神话叙事。至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启蒙文学的暂时消歇,当代小说的叙事话语又转向了以欲望叙事为突出特征的世俗化叙事。此消彼长之下,世俗化叙事终以构筑身体神话的方式,取代之前的新神话叙事成为了当代小说的叙事主流。但在此历史进程中,启蒙叙事与世俗化叙事的话语博弈,又于90年代中后期催生出了神性写作这一新的小说叙事话语。从神话叙事到新神话叙事,再到世俗化叙事与神性写作,当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发展流变,已然自成系统地构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

《长恨歌》:建立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一种努力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创作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然而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叙事角度方面看,都与盛行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有很多相似之处,呈现出明显的海派文化特征。《长恨歌》与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现代都市民间叙事是以现代都市世俗审美叙事的方式出现的;《长恨歌》体现了对启蒙话语的消解;《长恨歌》中所描写和弘扬的道德与人情之高尚充分体现了世俗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