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的描述中,可看出佛教和道教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众与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世俗化的功能、岁时风俗具有宗教色彩、佛道教丰富了语言等方面。

论明清时期世俗社会的关帝崇信

明清时期在前代对关羽神化的基础上 ,再次加封神号、提高祭祀规格 ,由于统治者的造神运动与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戏剧等的传播 ,故在明清二代世俗社会掀起崇信关帝的热潮。凡助战斗、佑科举、祛灾害、保商贾、结盟会等 ,遍及世俗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活动中。明清时期的关帝崇信不仅是世俗社会的民间文化活动 。

敦煌金光明寺与世俗社会的关系

金光明寺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著名僧寺,本文从金光明寺僧人家族背景、敦煌佛教信众法会与抄经活动、金光明寺寺学教育、双方经济往来等方面探讨了敦煌金光明寺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可以看出唐五代宋初时期的金光明寺已经完全融入了敦煌世俗社会,与敦煌地区各阶层民众关系密切,俨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论哈贝马斯后世俗社会的宗教观

针对西方社会近些年出现的宗教复兴现象,哈贝马斯提出要在世俗理性的基础上包容宗教,要在后世俗社会和商谈伦理学的基础上,将宗教话语纳入政治公共领域,以释放宗教传统依然具有活力的解放潜能。但批评者却认为他的宗教观及其调和策略不仅将信仰与知识的界限模糊,从而使西方的自我理解面临困难,而且还给信教和世俗公民以不平等的认知负担,彰显出某种现代世俗理性特权。争议的核心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政治公共领域背后的文化背景中达成一种公共认知条件。这关系到世俗与神圣、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在新时代的解决。从这些不同立场的批判和争议声音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问题在当代世界中的复杂性。

宋代杭州佛教与世俗社会关系研究

佛教在其本土趋于衰落、却在异域的中国走向兴盛,与其上千年来不断向中国本土文化主动靠拢、积极适应、融合发展密切相关。杭州曾被誉为"东方佛国",在我国佛教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作为南方名郡、南宋都城,宋代杭州佛教与世俗社会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并呈现出融合加深的趋势,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具体表现为,佛寺数量大幅增加,下层民众逐渐成为佛教信众的主体,僧人士大夫化与士大夫僧人化等特征。尤其是宋代佛教通过调整其义理来迎合世俗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革新举措,对推动其获取传教上的主动与优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既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也对中国社会传统精神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观提供了宗教信仰方面的观照。

责任:世俗社会的伦理

世俗社会是祛魅的社会，是人们自己控制自己的社会，是揖别愚昧告别崇高的社会，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法治社会，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社会。世俗社会的人们尊伦理、讲道德，不是惧怕无所不知的神的惩罚，也不是害怕死后下地狱，更不是为了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世俗社会的人们之所以尊伦理、讲道德，是因为他们基于共生共存的目的，

世俗社会的人文关怀——谈话本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以宗法为特征的古代社会要求女性坚守节操,然而话本小说却有不少叙写女性失节的故事,并在一定程度表现了对情欲肯定和失节宽容。以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例进行分析,可以见出这是社会走向世俗化的结果,是世俗社会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志怪小说研究的域外之眼——杜德桥《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广异记〉的一种解读》评述

《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广异记〉的一种解读》是牛津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汉学家杜德桥的代表著作。该书以戴孚的《广异记》为中心,对文本进行了多角度、跨学科的解读,提出诸多有价值的见解,代表了海外中国传统小说研究的新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代志怪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世俗社会中的坚守与探索——2009年短篇小说述评

当你泛泛浏览眼下的短篇小说时，会觉得庸作太多，鲜有创新，整体依然疲软；当你细读遴选出来的部分佳作，则感到眼前如众星闪亮，短篇小说风景甚好。庸作多而精品少，本是文学的常态，但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世俗社会的童话救赎——论日本动画的“励志”、“怡神”特质

相对于鸿篇巨制的欧美动画电影，轻松搞笑的韩国的动画flash，日本动画以其七十多年的技术经验、不断创新的百变风格以及包罗万象的主题内容顽强地占据着世界动画市场的首席。就国内而言，从《一休哥》、《花仙子》，到《阿拉蕾》、《七龙珠》、《机器猫》，再到《数码宝贝》、《名侦探柯南》、《火影忍者》，日本动画可以说是充盈了整整几代人的童年。如果说日本动画因为其精致的人物形象，明丽的色彩，隽永的台词，优美的音乐和精彩的故事情节而受到孩子们的喜欢，这不足为怪。但令人惊诧的是，

江湖世界的陷落与世俗社会的崛起——论《鹿鼎记》的荒诞意味

金庸的小说内隐着一个江湖世界的陷落和世俗社会崛起的内在理路。而世俗社会的崛起则使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彰显出了明显的荒诞意味。从金庸小说的整体谱系来解读《鹿鼎记》的荒诞意味,有助于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内在困境以及破解金庸小说以武侠始而以反侠终的谜题。

世俗社会的终极关怀——拟话本小说物欲叙事研究

明末清初的商业背景,导致世俗社会对物欲的极大追求,物欲成为话本小说的重要题材。在这些物欲叙事中,作者展示了普通民众的生命焦虑与终极思考。为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为了后代子孙,为了生命的不朽,人们的物欲追求形式及对待物欲的态度各有不同。话本小说展示了世俗社会中物欲追求过程与"心安",物欲态度与子嗣、成仙、成神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普通民众的生命终极关怀。

一面世俗社会的哈哈镜——晚清小说中猪八戒形象浅析

晚清有这样一类小说，其多袭用旧有的书名与人物，而写新的事，如《新石头记》、《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等，阿英先生名之为“拟旧小说”（见《晚清小说史》），欧阳健先生更之为“翻新小说”（见《晚清“翻新”小说综论》），界定略有不同，而所指并无大异。

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概念的三重维度

哈贝马斯在分析与批判种种世俗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后世俗社会＂这个概念。尽管哈贝马斯并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这个概念,但是从其所做的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后世俗社会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首先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处境。哈贝马斯正是从这个社会处境出发来讨论宗教问题,尤其是公共领域中的宗教问题。不仅如此,后世俗社会还具有规范性的维度,即在当下社会里宗教公民与世俗公民应该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批判性、描述性与规范性构成了＂后世俗社会＂这个概念的内在的三重维度,而正是这三重维度又决定了后世俗社会的世俗性质。

郑板桥的世俗社会生活态度初探

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世。他对世俗社会生活所持的态度,是今人研究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对清朝统治者的态度郑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此时全国业已统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农业生产也逐渐由恢复走向发展。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乱相比,康乾之世更易为人们讴歌。板桥对清朝皇帝不乏溢美之词。

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内涵、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哈贝马斯提出了后世俗社会理论。后世俗社会是对现代世俗社会的扬弃。现代世俗社会简单地排斥宗教,使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距离日益遥远,空壳化的宗教对社会的危害更加危险。而后世俗社会则把宗教合理地纳入公共领域中,科学地引导宗教在公共领域中良性运行,使宗教与世俗社会一同良性发展。知识和信仰之间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相互沟通、相互包容。哈贝马斯还阐释了后世俗社会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宗教宽容,宗教语言的翻译以及科学和宗教的反思、借鉴与超越等。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后世俗社会与宗教的现代性

传统性与现代性在概念架构上固然分属两极,实质上却是无法完全分离、同时并存于今日社会。亦即要论析宗教在今日社会的处境,绝不能只是片面强调其适应现代社会情境的必要,否则,就会如世俗化理论般固然曾一度是讨论宗教现代性的主流观点,却不旋踵而需面对所谓世俗化理论的失败。哈贝马斯(J.Habermas)提出的后世俗社会概念,为宗教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提供了一个相安的可能,也就是为宗教如何既能因应今日社会的特质以求生存发展,又能维持其传统精神与特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路径。此一路径所以可能之关键,在于多元现代性。本文之作,则在将此一思路适度梳理后,藉由中华现代性的概念检视我国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并以儒家是否为宗教之讨论,与台湾民间信仰的现代性转型为例阐述之。

宗喀巴与世俗社会

宗喀巴(公元1357—1419)本名罗桑扎巴,生于青海湟中。幼时出家,十六岁赴西藏深造。先后在前后藏各地投师求法,在噶丹、萨迦诸大师指导下研习五论、五明,兼通显密,造诣颇深。鉴于卫藏佛教界戒行废弛,僧侣生活放荡,遂以噶丹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结合自己的见解,建立体系。从倡导戒律入手,进行改革,形成一代宗风。又著书立说,创寺授徒,于1409年正式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宗喀巴大师入卫藏从一个学经僧侣奋斗到格鲁派的领袖,花费了三十六年时间。同样,他与世俗社会这个庞大的集团发生密切关系。

走向世俗社会——中国雕塑的当代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中国社会终于面向世界,打开自己大门的时候,中国雕塑家手里仅仅握着两副牌:一幅红色的牌,一幅甜美的牌。王朝闻的《刘胡兰》堪称第一副牌的代表:激情、高亢、阳刚,具有神圣感、理想性和非肉身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