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30年:历史演变与分析(1991~2020)

近30年,我国重点高校建设的四项政策——“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以及“双一流”建设——都直接指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虽然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各不相同,但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程。在这四项政策中,工具价值取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人本价值取向逐渐凸显;四项政策演变的总体特征是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呈现渐进式制度变迁的政策模式,政策之间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但其中也有制度的微调与置换;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经济体制是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政府与高校的理性选择导致较强的路径依赖,制度环境与大学组织处于一种互构互动的状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遵循学术本位逻辑和自然演化逻辑,激发高校积极主动追求卓越才是政策变革的准则。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特征与发展——基于“985工程”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文本比较

"985工程"与"双一流"建设均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宗旨。以"985工程"和"双一流"政策文本为基础,利用文本分析法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主导价值取向是为国家发展,政策阶段性目标呈高度稳定状态,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7个领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着力点,权威工具则是最常用的政策工具。相较于"985工程"政策,"双一流"政策更凸显了为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强调学科建设的基础性作用,重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社会参与机制构建,采用的政策工具箱也更为丰富。面对新形势,"双一流"建设仍存在重点建设身份固化、弱势学科边缘化、建设成效评价标准异化等风险,政府应通过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分离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关系,构建参照性评价标准等途径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成效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证据

在首轮“双一流”建设周期期满之际,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成效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归纳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成效的评价维度后,收集2015—2019年39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57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校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构建计量模型,评估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效应。结果显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实施在综合实力、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服务能力方面对入选高校产生了积极影响,且政策效应估计值具有统计学意义,总体而言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然而,少数反映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成效的指标呈现的影响虽为正向但不显著,这反映了该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相比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基于此,本研究展望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导向:在学科建设上需关注“冷门绝学”,适当增添人文社会科学“色彩”;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需更注重“内源”发展,坚持“外援”“内源”相结合;在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上需注重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

“卓越计划”:德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运行机制及启示

德国为提升国际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推动本国高等教育从衰退走向复兴,经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和妥协,实施了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战略——"卓越计划",开启了"高等教育复兴"之路。"卓越计划"分三期建设,力求打破均衡发展的路径依赖,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德国大学的等级分化和差异化发展,其基本运行机制呈现如下:强调均质基础上追求多元和卓越发展的目标取向;通过卓越科研和学科建设促成一流大学的路径方略;高校-第三方机构-政府三位一体的组织管理方式;动态灵活且专业规范的资格准入和退出选评机制。德国"卓越计划"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在于:坚持并优化高校重点建设,完善分层分类的一流高等教育体系;推动一流大学与学科并立融通,促进高校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发展;构建基于良性竞争的动态准入退出机制,保障教育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引入独立性的第三方评估,形成多主体-立体化的评选组织程序。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运行机制:域外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陆续出台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以德国“卓越计划”、法国“卓越大学计划”、韩国“BK21工程”和“BK21PLUS”和日本“21世纪COE计划”为研究对象,对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进行分析,提炼出境外高等教育的竞争和境内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因,卓越科研、优势学科和深度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政府、高校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管理,动态评估和退出机制的引入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制度保障。我国建设双一流高校应既要选优建设,又要兼顾公平;寻找突破点,确定发展路径,同时科学评估,动态退出。

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供给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各国或地区已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首要战略选择,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加快一流大学建设,大学已变成国家竞争力的轴心机构。立足“卓越学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质量导向”等举措,成为国外政府富有特色的创建政策,这些政策为我国推进“双一流”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其政策方向和内容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变迁。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从结构分析范式和历史分析范式深入探究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变迁特征,变迁方式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背景-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变量-制度”结构、“行为-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践中的重大事件构成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导致政策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提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持政策供给强度”“充分考虑利益诉求,更加重视公平”“政府政策引导,高校分类和特色发展”等三个方面优化策略。

世界一流大学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框架及内容要素研究

[目的/意义]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展开调研分析,以期为国内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政策建议。[方法/过程]本研究首先调研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其次归纳了其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所包含的政策类型及涉及的相关政策法规,然后分析了各个政策类型应涵盖的与开放科学数据相关的政策内容要素,最后针对我国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结果/结论]建议国内科研机构参考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政策实践,尽快制定涵盖个人数据保护、科研档案管理、科研诚信管理、科研伦理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在政策制定层面支持科学数据、原始资料、科研档案的协同管理,以期确保在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内遵守近年来持续调整的各类相关政策法规,并关注科研机构与资助机构、出版机构、数据知识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之间的政策协同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运行机制:香港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以及本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各国(地区)纷纷出台并大力推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在此背景下,1996年香港启动"卓越学科领域计划",2004年进一步发布"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战略报告。香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现已取得显著成效。当前,我国大陆"双一流"建设战略刚刚启动,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亟待借鉴香港的经验构建高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取向;明确大学的角色定位,引导大学特色发展;科学规划政策目标,明确主要战略任务;建立严格的审核监督与淘汰机制,保障院校发展活力和竞争动力;组建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充分发挥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自主权。

从重点建设到协同创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变迁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经历了从重点建设到协同创新共五个阶段的变迁历程,根据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不同的倡议联盟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中都会拥有不同的政策参与者和信念体系,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倡议联盟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基于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从信念重组和制度重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重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信念体系,回归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属性和精神内核;另一方面,重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安排,把大学治理结构的构建作为切入点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构筑新路径。

台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政策研究

台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实施既是台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其高等教育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从最初的"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到"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台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不断调整,以更好地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促进台湾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改进与提升。与此同时,该政策及其实施过程还体现出政策设计与实施理性灵活、目标的确立客观科学、资助学科理工与人文并重、审核与绩效考核公平严格等特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回顾与矛盾分析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我国高教长期坚持的重点建设原则一脉相承。受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特殊性和我国现实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上面临诸多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政治权利对大学学术权利的越位和对高等教育自主与学术自治的制约。世界一流大学是内在本质特征与外在社会影响相结合的产物,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重而道远。

从热衷到退出:高校对待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态度再审视——兼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作为“定义”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工具之一,世界大学排行榜自问世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的关注。从最初的热衷追逐,到如今频频有高校退出,高校对待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态度值得深思。符号权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在排名场域中高校认同并追逐高排名的原因,而让高校打破排名这种“符号暴力”的主要根源在于排行榜量化指标的内在缺陷、排行机构价值导向与动机的不纯以及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需要。由此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启示是:社会各界应当理性看待大学排名,使其能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高校应以内涵建设为驱动,走特色发展之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评价体系,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特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加大政策供给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供给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1993年至2020年中央政府发布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政策主题—政策主体—政策效力”三维分析框架,分析了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阶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阶段和“双一流”建设阶段中政策主题、政策主体和政策效力表现出的特点,进而分析了三个维度的变迁特征及互动效应,最后提出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优化对策。

香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政策研究

为建立具有卓越学科领域的世界一流大学,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香港于1996年开始推行"卓越学科领域计划",2004年进一步发布《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的战略报告。在上述两大政策推动下,香港地区的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名次、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等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香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以"大众化中追求卓越"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卓越学科带动一流大学建设作为其战略路径,采用"政府—教资会—高校"立体化管理的模式,通过科学客观和明确具体的目标任务以及严格的审核和监督机制构建起了政策行动一体化的运行体系,对我国内地"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政策分析与实践对策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是新近推出的旨在加快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的公共教育政策。基于教育公共政策分析框架,从政策背景和政策价值导向分析着手,可为相关高校在学科发展层面提出应对之策。各高校可基于本校实际,准确定位学校发展目标,凝练办学特色和发展主线,避免贪大求全的办学倾向。同时,需要充分总结和梳理本校在解决国家和区域重大问题上的客观实情,创新学科组织管理模式,提高学科发展管理水平,加强学科建设绩效管理,关注不同学科绩效评价的差异性。

中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选择与政策供给——基于比较的视角

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已成为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作为世界两大新兴经济体和高等教育大国,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本国战略选择并为之出台了相关辅助政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尽管两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同,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供给在资源配置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却体现出相似性;同时,在院校遴选与资助政策方面也因国情差异各具特色。

必要的激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的理性选择——基于激励契约理论的视角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一个契约,政府和高校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为更好地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政府需要汲取激励契约理论中的有益思想,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制定,尤其是资金管理和拨款政策上,综合采取多种激励契约形式,有效激励高校和高校校长努力工作。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变迁研究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受益于政策推动,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规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1993年至2018年中央政府发布的157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阶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阶段和“双一流”建设阶段的政策聚焦点与政策主题群,进而从时代背景等五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三个阶段的政策变迁规律。研究表明,政策变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政策聚焦点和政策主题群,政策发布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政策供给力度显著增强,政策主题日益丰富完善。

后发内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是贯穿建设实践的创新性策略,是引领建设实践的思想和灵魂。从理念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通过坚守自主内生的发展目标、发挥有为政府的发展动力、构建多源合流的发展资源,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从实践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赶超目标上,致力于实现合目的性与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赶超动力上,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协调;在赶超资源上,形成借鉴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发展资源。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后发外生”向“后发内生”的路径转向。这些有益探索拓宽了后发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路径,彰显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