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过程·群岛——世界主义者矶崎新的城市思想简析

文章围绕矶崎新1960年代以来主要的城市提案、展览装置和文字著述,对其城市思想进行简述。分析矶崎新如何从“废墟”的概念出发,逐渐形成“过程规划论”的方法,通过1990年代与海洋相关的3个提案,将“群岛”城市的未来构想具象化;并试图呈现矶崎新对全球化时代的建筑、城市和社会形态的再思考及其背后的世界主义特征,以此追忆矶崎新始于废墟、终于大海的一生。

评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国际正义理论的批判

由于缺乏足够的阐释和论证,兼之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当前西方学界对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总体上仍持批判意见。这些批判主要涉及理论旨趣、人民观、人权清单和援助责任等四项焦点问题:前三种批判揭示了罗尔斯理论的疏漏之处,但通过对其思想脉络和观点立场的同情式理解,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加以翔实阐释,这些理论疏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应和辩护;围绕援助责任的争论,则集中展现了罗尔斯与世界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分歧,双方在可欲性和可行性两个层面各有优劣。相比之下,容纳二者优势并有所超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全球正义的理论探讨提供一个更为有效的支点。

爱国主义情怀的世界主义者——留美青年胡适的侨易之旅

1910年至1917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10余篇文章。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胡适"因侨而致易",即"物质位移"——中国-美国而产生"精神质变"—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观念侨易过程。然而,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又蕴藏着不变的规律:即胡适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正是这份热爱和坚守,使胡适的世界主义观念饱含爱国主义的情怀,表现出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试论世界主义者取消国家边界设想的不合理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主权国家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主义思想认为国家边界阻碍了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不但影响各国经济的交往,而且损害普通民众的人权,因此,世界主义者要求取消国家边界。但是从当今世界政治的现实来看,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他们忽略了边界对国家安全、人民民主和文化独立的重要性。

世界主义者的理想——读《安倍政治经济学:一道世界主义的鸿沟》有感

好久不曾执卷品读了非我不爱读书，实在可读甚少。今有友人于北京邮荐一书——《安倍政治经济学》，看似平平，实觉不同，恰逢出行，便收入包中，以为旅行伴读。就这样于旅途中随手一翻，竟然推开了一扇思想者的大门!据、证、理、学运用精妙，客观公允，其独有的世界主义者情怀和宇宙观之视角与众不同，说别有洞天不为言过!

王石:雄心勃勃的世界主义者

受王石召集，中城联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三个机构的秘书长们在北京会面，讨论王石提出的一个动议。 王石向几位秘书长介绍了一个崭新的计划：动员那些已经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们，联合成立一家致力于全球环保的公益基金会。他需要这些机构会员的支持。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将于8月召开，王石希望该公益基金会可以在这次峰会正式公布。

迈向“平台世界主义”:数智时代国际传播前瞻

2023年国际传播研究聚焦基“全球南方”的视野转向、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网关”隐喻,以及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进阶三大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2024年国际传播的发展走势进行前瞻:共筑传播共同体、推动实务与主体扩容,“数智华流”的技术赋能,迈向“平台世界主义”的新境界将成为今后理论研究拓展和实务创新的切入点。

国际传播共同体:平台世界主义的主体论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传播”与“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同源关系,国际传播共同体的建设可以看作构建“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向。从“平台世界主义主体论”的视角理解国际传播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一方面,早期世界主义的主体理性与交往理性落地难度大;另一方面,“盎撒式”全球化的国际传播也背离了“世界主义”的理念传统。由此,建设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国际传播共同体,必须继续发挥国际媒体间合作的深厚基础优势,加快数智化平台化转型;以国际组织为“火车头”拉动传播共同体建设;培育数智平台新兴传播主体跨国交往的众聚力量。

论利阿·依皮“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

全球正义理论存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争论焦点之一在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世界主义者主张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全球,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最多是充足主义的原则。面对这一争论,利阿·依皮试图调和争论双方,使民族主义者也承认全球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规范性意义。与此同时,依皮试图阐明国家对于全球正义行动者的规范性意义。因为依皮在国界的任意性、国家的价值等问题上矛盾的观点,她所建构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并没有开辟出第三条道路。

捍卫世界主义伦理观:对特殊主义挑战的回应

世界主义伦理的产生既继承了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核心观念,又与现代西方的社会发展和伦理学变革密不可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为世界主义伦理提供了最典型的证成方式,这就是从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理性主体出发推导出普遍平等、全球正义等世界主义的伦理理念。但是,一种实在的、能够把世界主义伦理贯彻其中的全球伦理共同体还没有成形,因而也就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伦理—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归属感。这就决定了奠定在特殊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的伦理特殊主义不会轻易消失。事实上,无论是斯多亚学派还是康德,他们都承认特殊的身份认同对伦理生活的重要意义。世界主义在吸纳了伦理特殊主义的合理观点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构出一种适应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敏于多元身份认同的理论框架。

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威胁与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各界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对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的关系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本文重点梳理了世界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伦理观念的变迁。世界主义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犬儒派哲学家戴奥真尼斯的“世界公民”概念,斯多葛学派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世界主义哲学并将其改造为一种道德普世主义。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将世界主义逐渐从一种理想转变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法律方案,为法律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的海外扩张,世界主义渐渐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进入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也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概念也被大致分为了三个方面:道德世界主义、政治法律世界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目前仍旧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阶段,在伦理建构方面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理路转向

随着“民族国家”成为西方近现代以来比较教育分析的基本单位,比较教育方法论长期困囿于“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泥淖中。“方法论民族主义”假设民族国家是近现代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自然发展形式,将民族国家视为唯一的分析单位或社会进程的“容器”。在研究过程中,“方法论民族主义”用民族国家的经历来解释现代化历程,忽略其他民族国家的情境,从而将研究局限于特定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边界,将民族国家共同体视为最终分析单位,并以此界定社会科学中的多重分析现象和问题。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与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世界主义已然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思潮,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意蕴。方法论世界主义关照整个世界及其全球化的多重图景,重构“民族国家”社会学体系中所形成的各种二元对立的概念体系,扩展比较教育的分析单位与研究范式,从而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世界主义”转向的背景下,实现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向,是走出当前比较教育方法论发展困境的可行路径。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批判

世界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向度多维的复合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为资本扩张辩护,试图掩盖社会分裂与阶级对立的现实,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经济主张的伪善性,政治主张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趋向,以及民族问题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泛欧民族主义倾向。当今社会,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基于世界格局的转换和资本主义新变化,演变出复杂多样的形式,部分学者将其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做简单比较或关联,容易造成认识偏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为研判当代世界主义流派提供了重要启示,不仅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21世纪世界主义的新变化,善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审视世界主义的各种主张,还要高度警惕世界主义打着各种幌子在思想领域制造混乱。

阿莉·史密斯小说中世界主义思想与共同体书写——以“季节四部曲”为例

苏格兰作家阿莉·史密斯的“季节四部曲”小说以脱欧为背景,呼吁人们从单一的国家和民族的特定话语中解放出来,构建世界主义宏大叙事主导下的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史密斯的世界主义理想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处于困境、面临挑战的“他者”,借由“他者”叙事,呈现出有治愈能力的共情世界主义新伦理。在世界主义哲学概念的观照下,“季节四部曲”探讨了认知共情和对话共声在共情培养中的重要性,并从正义和情感等维度书写构建未来共同体社会的美好愿景。

全球正义视角下的极端贫困问题--对两种世界主义的解决的批评

世界性的极端贫困问题一直是现存的全球非正义的最明显表现之一。本文将主要讨论两种关于极端贫困的解决的理论,分别为彼得·辛格的“普遍责任”学说以及约瑟夫·卡伦斯的“开放边境”学说。在分析与重构他们的论证的同时,笔者也将对其给予自己的批评。批评的核心要点为:不管是辛格还是卡伦斯,他们的论证都隐含了一个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而这条世界主义的正义观念既不符合极端贫困问题产生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关于“正义”作为政治德性的可适用对象的一般规定。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柏林浪漫派共同体书写初探

活跃于19世纪初德意志思想舞台的柏林浪漫派对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文学书写做出过重要贡献。政治哲学家亚当·米勒在1809年出版的《治国术》中提出了强调整体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共同体理论主张,而柏林浪漫派作家既或隐或显地对民族共同体展开文学想象,又通过交谊结社为实现民族共同体开展政治实践。在他们的共同体书写中,除以往大多数研究所确认的民族主义内涵外,还存在重要的世界主义维度:相关作家并不囿于民族国家疆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思考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与文化他者的共生问题——民族独立、帝国殖民、和谐共存等多重欲望在此纠缠交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因此并非变奏关系,而是呈现出了间性特征。

从世界主义到国族主义——大同之变与康有为晚期的问题意识

大同是康有为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康有为思想的发展线索而言,可以界分出三个阶段的大同观念:作为个人愿景的大同;作为社会图景的大同;作为需要拒斥的大同。康有为自1880年代表现出对大同的向往,主要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愿景。1890年代至1902年《大同书》完成,大同表现为一种王者无外、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变法图强则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必要阶段。康有为在这两个阶段都可被视为世界主义者。但在《大同书》完成之时,康有为对大同的态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迅速转向如何建构国族的思考,并对大同抱持警惕,最终被定位为一个保守的国族主义者。康有为对大同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其晚期的问题意识的变化。这既表现了康有为对现代中国的致思的前瞻性,亦可窥见其思想的内在张力与现代中国课题的复杂性。

作为世界主义者的阿来

对于族群性和地方性因素的超越,以及对于普遍性和共通性的追求,始终是阿来写作中呈现出来的自觉与不自觉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来自个人血缘、地缘与文化背景的因素,恰恰相反,那些因素正构成了他作品中的异质性与魅力所在。

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发展

近年来,中国关于"世界"的论述,体现出一种新世界主义视野。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当前国家主导叙事,不仅激活了新的媒介地理想象,并且正演变为颇具代表性的世界主义话语,预示中国国际传播顶层决策正在不断调试、探索新的路径和面向。因此,传媒在呈现"一带一路"的角色表达时,必须关注其中涵盖的多重机理以适应国家抉择:"一带一路"既牵涉历史性的共同体叙事,又是本土性框架过滤的产物;其以现代化观念作为全球共识策略,亦透过地缘化布局展开治理机制。"一带一路"自身作为复杂的世界主义想象的被接受过程,也将内在驯化中国传媒产制,使之丰富本土的世界认知,推动制度优化与经验对话,重新反思全球化、区域化中的信息资源分配网络以及文化地理认同路径,从而进一步考量中国国际传播的未来空间。

拥有一切权利之公民——对世界主义观念的辨析

文章认为当前人类学使用"世界主义者"这一概念时深受民族国家现代概念的影响,存在社会学偏见。文章将通过五个方面(即追溯该术语的古希腊犬儒源头,回顾其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对比作为外来者的"世界主义者"与"本土者",剖析"新左派"的世界主义实践,以及透视现代犬儒主义)来梳理"世界主义者"的内涵流变,最终建议重返这一概念的本义,重现其作为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