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伦理话语创新——以冯契“德性自证”命题为中心

我们正处于东西文化激荡会通、趋于合流的时代,中国哲学的各流派都将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德性自证是走向真善美统一的自由之境的重要环节,也是冯契“智慧说”中一个富有原创性、个性化的理论表达。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想,在深入反思中国近代以来伦理价值观变革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哲学重在求德与西方哲学重在求知的传统,在广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为打通不同文化传统意义的德性论确立了一个牢固的本体论基础,开创了德性伦理话语建构的新路向。冯契的德性自证理论,既是一个极富洞见的道德探究范式,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证成和完善的伦理学方案。

“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学术的未来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既呈现世界性的意义,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之战已折射了现代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论争,而这一时期哲学家体系性思想建构的出现,则从更为内在的方面展现以上趋向。这些哲学系统既呈现了现代形态,又从不同方面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学提出批评,其中展现的哲学立场不仅蕴含宽泛的世界意义,而且以独特的方式回应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哲学论争。从科玄论战,到哲学家的个性化哲学建构,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从多样化与相对性的不同进路,到一致与百虑的不同侧重,中国的现代哲学已超越了地域性,并获得世界性的意义。进一步看,以具体化扬弃抽象性和教条化、以多样性扬弃相对化以及一致与百虑的交融,构成了中国哲学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的观念前提,通过切实的建设性工作,提供对相关问题的系统思考,则是参与这种争鸣的现实方式。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视角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不是简单地接受孔夫子或马克思,而是对它们有所继承和发展,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孔夫子和马克思的有机统一。我们需要跃入“古今中西”各种要素氤氲化醇的大结构。古今中西,和生新体,即由旧体之和而生出新体。“新体”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离不开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对现代文明开展批判性的集体学习“。生成”正在凸显为新时代思想的基本词。

哲学翻译之我见略谈

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翻译和翻译哲学逐渐突显为急迫的问题。外文能力、专业知识和母语书写能力这三个方面,是翻译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就中国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而言,不必刻意造新词,不必追求用难词,而准确理解所译语词和文本的内涵则是根本。翻译的成功有赖于译者的精心谋划,以在两种语言思想的间隔中建立某种沟通的媒质,哲学翻译的难点是如何在求同与立异之间有所权衡折中。哲学翻译中的意义错失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情有可原,有时甚至不无必要。翻译的标准与理想就不只是对原作真意的简单忠实,而是对原作所要表达而又不能穷尽的意味的一种参与和阐发。文本的原义与译义之间的张力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中,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的翻译中。在英译现代中国思想时,译者还要面对另一种压力,即读者的需求。为了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思想介绍给对非西方传统有偏见的英美哲学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地译介能够吸引他们的文本。最后,需要警惕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哲学翻译或哲学阐释的困境有可能被归因为"语言相对主义",或者说一种"语言决定论"。

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

本文依据笔者带领的研究团队建构的群学概念体系和正在建构的群学命题体系,论证了群学的要义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其特质是人本性、整合性、贯通性和致用性。群学既有与西方社会学"相合"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也有以经验证实理论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本文认为群学必将在21世纪世界性百家争鸣中"浴火重生"。

能否跳出“现代”的掌心--高瑞泉先生《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引义

中国哲学的当代开展离不开新的"文化生发期"。当下中国思想"应该"处于新的"文化生发期",一个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生发期",一个跳出"现代"的掌心的"当代"。世界历史的尺度构成了"当代性"的一个重要面向。世界性百家争鸣的新"文化生发期",必然要求突破单一文明框架内部的现代叙事。新的"文化生发期"必须面对后人类状况,因为人类整体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哲学的当代开展有必要注意到现代汉语的未尽人意之处,自觉直面现代汉语哲学语汇的困境并谋取克服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