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写作与世界文学观

中国学者从1927年撰述世界文学通史类著作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展现了深具特色的世界文学观:有"排中"的世界文学史,也有中国文学包含其中的世界文学史,后者更有利于呈现世界文学的整体面貌;在后一类世界文学史著述中,"中国文学"的位置有多种体现方式。中国的世界文学史类著述强调东西方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东方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在世界文学史动力理论的探讨上,中国学者提供了阶级论、人性论、世界主义三种有价值的模式;中国学者撰述的世界文学通史,其构成因素基本上只取那些在国别文学中"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而国际间对此却有更丰富、深入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经过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和“中国化”过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形式,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最近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直接产物。其在文学艺术上的遗产已经由新一代领导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在今天的世界文学语境中,重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著述,结合阅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两篇讲话的理论意义和对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强调了特定时代文学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而在今天的新时代,习近平的讲话则更加强调文学的世界性以及中国文学可能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他们的讲话分别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必然发展。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世界文学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晚清以来，中国虽然翻译和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但因借助外国文学来服务于民族救亡的“政治”意识过于强烈，导致了世界文学的名著经典并没有受到国人的应有重视，相反，许多艺术水准不高的外来作品，却因符合中国的民族救亡需求而大量涌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世界人”的意识兴起之后，中国的世界文学观才走向了成熟，而其后民族危机的加重，使得中国译界的主流再次偏离了世界文学的正轨。对世界文学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进行经验总结，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由马克思“世界文学观”看文化“全球本土化”

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关注文化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流动、作用与影响。我们将马克思"世界文学观"放在世界文化史中考察,发现其有三种模式:西方为主体的跨文化模式;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交互模式;间性文化共同体模式。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对传统文脉采取批判性继承,对异国文化采用开放式借鉴,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处在两种张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张力)结构之中,处于两种张力中的文化主体面临文化招损和文化受益的价值抉择。中华文化既受惠于世界文化又要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是文化"全球本土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世界文学”观念的“逆向发展”与“正向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发展是非常独特的,它与西方的“世界文学”观念“正向发展”的情形不同,同时还存在着“逆向发展”的情形。因为中国对于外来文学的引进,一直受制于“民族救亡”问题,而“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成熟,需要的是超越于“民族立场”的“人类”眼光。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发展之所以时顺时逆,正是受制于这一对矛盾因素的交叠变换。

“东学西渐”与中国“世界文学”观的发生

本文以陈季同为个案,尝试指出,近代以来的“东学西渐”在促进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发展方面,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东学西渐”不可一概否定。

“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新时代文学”笔谈

主持人语:一直以来,启蒙话语总是以二元对立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文学关系,不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症候;后殖民话语虽然对启蒙话语有所质疑、批判和反拨,但仍然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腾挪。这一状况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重新审视。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提出了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世界文学”观念,科学地预见了当代文艺的发展趋势。

哈罗德·布鲁姆的“世界文学”观

布鲁姆的"世界文学"观萌芽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作品/文本层面,他认为,世界文学意味着一种泛化的、经典性的文本;在模式/机制层面,他一方面从其误读理论出发,探掘文本之间的世界性"影响"、"误读"机制,另一方面,在后期的经典普及和大众美育中,他积极推动文学的"世界文学化",使文本的"世界文学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他还特别重视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从内在意涵上讲,通过对布鲁姆的世界文学文本目录和话语分析,可以确证其"世界文学"观具有突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其"西方独白,东方失语"的"世界文学"图景既破坏了世界文学生态多样性与平衡性,危及了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和谐,又抹煞了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建构中之重要作用。"美国"、"美学"、"莎士比亚"构成了布鲁姆世界文学观的核心和架构。其关于中国文学世界化过程中翻译问题的论述,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全球化传播与世界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