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世界正义的新思维

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相比,邓小平的世界正义观有三个新思维:一是将国家间正义作为世界正义的基本结构,二是将平等正义和均衡正义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三是主张用和平与发展的方式构建正义的国际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基础与世界正义

世界正义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化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张力、分配全球合作利益与责任、巩固全球团结提供规范和纽带。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忽视了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以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差异。国家主义者的国际正义观念,虽然对国际社会现实做出妥协,但也默认了全球巨大贫富差距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世界正义观,以人民作为世界正义的主体,在区分世界正义与国内正义、经济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各国经济上平等、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正义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超越了世界主义的抽象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也超越了国家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一种理想且可行的世界正义方案。

“世界正义”方法论的缺陷——以《万民法》和博格的世界正义理论为例

当人们从全球范围来讨论正义问题时，方法论的重要性就非常明显地突现出来。如果不从方法论上对我们所谈论的正义进行清楚而明白的规定，那么我们不仅会混淆不同类型的正义，也会混淆不同性质的正义主体，当所有这些混淆结合在一起，所谓全球范围的正义讨论就会失去要点和方向，无法找到共同的道路。方法论上的这种缺陷。

十月革命对二十世纪世界正义事业的贡献

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成为二十世纪时代主题转变、人类文明进步和正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开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成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二十世纪世界正义事业的进步都发端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不仅属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也开创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正义事业。十月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其历史功绩不容忘记、不容否定、不容歪曲。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对二十世纪世界正义事业的贡献,有利于树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胜的坚定信念。

哈贝马斯“普遍法律状态”论评析--兼论西方语境下世界正义理论的结构性矛盾

世界正义理论均以普遍人权概念为基础,要求超越国家主权的界限。本文借助评析哈贝马斯相关理论,进而指出普遍人权概念与国家主权界限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矛盾。在评析过程中我们看到,哈贝马斯继承了霍布斯消极自由人权,也就预设了国家主权的强制性界限、但哈贝马斯却又要求去掉这一前提预设,强调人权超出国家主权,这是理论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康德对主权界限的谨慎保留,源于他正视了普遍自由权利与国家主权界限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近代思想所纠合的古希腊与基督教两大传统之间尚未真正解决的深层矛盾,对它的解决恐怕要借助于西方之外的思想资源。

法治评估的技术路径与价值偏差——从对“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审视切入

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自发布涉及我国法治状况的评估报告以来,深受我国学者关注但褒贬不一。该法治指数技术层面的非价值性特征可为我国法治评估所借鉴,但应警惕其所依循的价值。受致力于推动美国法全球化的机构资助,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案组成部分的"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成为推广美国法的新"代言人"。它的价值偏差表现为以美国法为评估标准,引发马太效应,扼杀世界法治的多元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法治本土化建设。世界正义工程对我国法治的评估并未完全以我国法治发展现实为依据。对比相似的中外评估指标可发现,它在对西方法治精准表达的基础上并未兼顾东方法治特色,进一步印证了其所谓"普世性"的虚谬。对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秉持理性的价值祛魅态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我国法治评估不必陷入技术之争的泥淖而更应该关注价值入侵,应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为人类法治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世界经济正义及其对建设和谐世界的伦理价值

构建和谐世界需要世界经济正义的伦理支持和价值支援。立足经济哲学视域,论文阐释了:何谓世界经济正义;为何要诉求世界经济正义;世界经济正义如何可能;世界经济正义对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伦理意义。

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实践启示

自2010年起,世界正义工程每年发布法治指数年度报告,将抽象的法治概念具体化为系统的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借以评价和促进各国的法治实践,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认同。本文从介绍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来源入手,全面阐述了这一法治指数体系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其优劣所在。指出借鉴其指标体系的量化指数和分析方法对于深入推进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和廉洁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提出建立深圳市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廉洁指标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实现世界经济正义的伦理学思考

要实现世界经济正义,需要全球性组织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制度德性,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促进世界经济正义方面的作用,以和谐世界的理念推动建立正义的世界新秩序。

刽子手的正义与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重访艾希曼审判

艾希曼审判已经被变造成现代社会的正义符号,成为被过度消费的文化资本。该案审判既涉及试图诉诸超主权的权威以惩罚艾希曼的大屠杀罪行的普遍管辖主张,也涉及以色列以受害人国籍国角色通过国内立法确立管辖权,适用事后法的做法。该案审判诉诸受众的正义感和程序的正义性,借司法决策的特性转移了个中的悖论。该案背离了普遍正义的主张,契合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诞生在多元主权秩序的解体和世界国家建设的失败之后,体现了政治的现代性。该案提示了全球化对国家法的颠覆与对新程序主义的张本,为当代中国的世界眼光提出了警示,值得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中国人思考。

全球分配正义——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

刘明撰文《世界主义与全球分配正义》指出，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诸如全球贫困、世界环境、国际移民、儿童和妇女的国际人权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的一个主要反映就是，在政治哲学中，全球正义或国际正义问题日益成为焦点问题，并引起了激烈的分歧和争论。

全球正义问题

全球正义首先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秩序化。虽然正义标准能够通过道德推理获得,但它们只在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有效。无论从世界主义的正义观还是从政治的正义观出发,全球正义都要求全球主权。走向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路径是产生一种为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接受的非正义的全球权力结构。从无序状态迈向正义的途径必须是非正义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霍布士主义。

量化“法治”

法治（Rule of Law）是经常提及的话题，但一直以来，缺乏一种可以量化的方法，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灾变语境下文学的张力

人类历史是不断与各种自然、社会灾害抗争的历史,也是在应对灾害过程中不断探索理想社会发展模式的过程。基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有关社会正义、世界正义、全球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领域论述,分析反映抗击灾变的文学作品,可见灾变文学与政治哲学的学科交叉:灾变文学见证与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宣扬社会正义或世界正义的思想;但就社会正义和世界正义而言,灾变文学又存在着矛盾和内在的思辨张力,折射出现实中国家内部和国际间政治话语方面的对抗与冲突。正是这种内部的张力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通过文学作品中全球共同体话语的建构,使构建全球共同体成为可能,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本文从"正义体系"的整体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今的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和正式(国家)正义体系,特别强调民事正义体系和刑事正义体系的相互依赖、交搭和互动。然后,将其与"世界正义工程"(WJP)的"法治指数"所采用的框架相对比,借此论证古今"中华法系"与现代西方法律的异同,以及中国的调解体系与西方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差异。中华法系今天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主要的东亚文明国家起到重大的作用,应该破除一些影响较大的盲点和误区,探索一条超越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的道路。

合乎自然与合乎天道:古典德性论的好生活及其实现方式

作为中西古典伦理政治哲学领域的德性论传统的各自重要代表,早期儒学和早期斯多亚主义在一种广大无外的、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宇宙视域下,分别将人类个体的好生活规定为“合乎天道”与“合乎自然”,并且提出了“天下仁义”或“世界正义”的命题。不过,由于两个学派对作为宇宙基本运作原理的“天”或“天道”与宇宙之自然以及同之密切相关的人类之自然本性持有不同理解,两种好生活的发展路径——亦即人的自然本性尤其是核心本性的实现方式——体现出一定分野。而无论早期斯多亚主义的世界正义观,还是早期儒学的天下仁义论,既不是规范主义的、他律的,也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乃是一种自我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此外,两个学派对于两种共同体以及两种人类个体身份的区分,也为追求好生活的个体应该如何在凡俗世界中进行非凡俗的慎思与行动,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深刻教益。

《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及其遗留问题

罗尔斯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性的考虑,在《万民法》中将世界正义的主体设定为国家,从而明确拒绝了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正义。以国家为主体需预设国家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对内构成个人自主性的潜在威胁,对外构成战争的潜在动因,由此成为万民法理论中一个悖反性预设。为因应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以人民去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并着力论证人民之对内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兼容,及其对外自主性与普遍和平理想的兼容。但这一方案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的自主性问题,并使万民法理论的主题变得暧昧,而万民法理论相对于世界主义正义是否更具现实性,也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