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与社会机会——基于世界治理指标的实证研究

社会机会能够提高人类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成员个人发展质量的提高。社会成员对社会机会的广泛共享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取向,也是政府治理行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对各国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机会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社会机会的扩大,能够促进全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对中国的测量与启示

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有话语权和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规制质量、法治和遏制腐败等六个指标。运用这六个指标通过跨时间和跨地域的比较,分析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应该注重的十大要素,并就改进世界治理指数的指标设计从"弱化精英评判,注重民众体验;优化研究设计,回应外界质疑;修正因果关系,调整比较框架"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西方如何隐蔽性建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世界治理指数”的剖析及其启示

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一些西方国家已将指数的设计和发布视为传播话语体系和政治霸权的表达工具。世界银行开发的世界治理指数被公认为是西方主流治理指数中科学性高、影响力广的综合指标之一。通过特定的数据筛选标准、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方法和数据公布形式等研发环节,世界治理指数的研制者将西方价值观十分隐蔽地加入到指标评估的过程中。世界治理指数本质上并非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世界治理指数隐蔽加入价值观判断的行为,不仅逾越了世行机构"行为不能涉及其他政治化"的工作红线,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际制度性话语"霸权"。对此,中国一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治理指数的完善工作,不断获取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该构建本土国家治理指数,突破西方指数霸权的束缚。

卫礼贤的柏拉图批判——“致中和”作为世界治理策略

卫礼贤的中国经典阐释中经常出现对柏拉图的影射,其理念说成了他理解"象"的重要桥梁。但在另一方面,他视柏拉图为西方文化静止的时空观的源头,认为理念/现实的区分破坏了生活的先验统一,导致了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内在分裂。卫礼贤的柏拉图批判因此集中体现了他的西方文化批判观,他由此加入了尼采所开启的反形而上学潮流。但他并未像尼采那样去直接颠倒柏拉图的二元结构,而是以孔、老、《易经》、歌德等中西经典符码和柏拉图交融互参,在"致中和"的语义调配中实现对西方文化的修正,为世界交流系统的治理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框架策略。

人类未来世界治理体系形态与展望

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不仅表现在技术革命上,还包括整个世界的组织形式与秩序体系的构建上。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旧的世界体系被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逐渐替代的过程。传统上,旧的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集中表现为人类的分治竞合的特点,而新的时代将呈现出整体聚合、分散协同的特点。新的秩序体系有很多侧面,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侧面。就整个体系而言,将改变传统上自工业时代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严密的世界等级体系,形成多元领导、协同聚合、表达各样的特点。人类将发觉一种在充分保存多样性下的共治形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世界治理提供借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世界治理,如为当今许多外国政党加强其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参考,为世界许多国家治理腐败和官僚作风提供了借鉴,为世界人民构建世界治理新秩序提供了启发。所有这些均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当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并不向外国包括外国政党输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理念和做法,但如果有国家或外国政党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经验感兴趣,那么中国共产党愿意就此与他们进行讨论和分享。

世界治理理念的西方困境与中国方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视角

当今世界处在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治理面临很多难题,西方传统治理理念的困境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答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强调人类命运整体性和世界治理的协同性,为世界治理提供了创新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发挥对世界治理理念的引领作用。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治理思想探析

治理是一定社会领域的行为体规约机制,是行为体为实现某种公共利益与秩序的现实努力和制度安排。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进始终围绕着一条思想线索,即从各自不同的逻辑视角分析诠释世界政治体系运行的本质规律,探寻构建世界秩序、实现世界治理的有效途径,因此,世界治理思想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思想归宿与价值取向。

社会工程与现代世界治理体系的重构

当前,现代文明引领下的国际关系正发生着惊天动地之变局,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开始敦促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变革与重组。作为刚刚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面对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弊端丛生、亟待重构的困境,理应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对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加以改造与变革。社会工程作为一种能够驾驭现代世界矛盾与风险、参与世界总体设计与建构的叙事方式,合乎现代世界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与时代特征。它所具有的整合协调性、多维建构性、时代历史性等特性能为现代世界治理体系提供工程思维的重构方式。在价值与存在、规律与目的、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向度之下,社会工程视域下中国对现代世界治理体系的重构体现为:科学技术上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作支撑;奉行理念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核心;具体实践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作推进;顶层设计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统领。

“一带一路”与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领世界。立国要有道统,世界治理也需要道统。进步的世界观反映的就是进步的道统。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当一个国家失去正义和公平时,它也就失去了引领世界的道统,这个国家就会衰落。今天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整体性地改革世界治理体制的时刻,各国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带一路"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并不拒绝以往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方案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改进以往西方提供给世界的治理方案,并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有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还有东方传统元素,当然也融入人类的文明优秀成果。可以预料,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创新的路径选择

以体制机制为核心的大湾区治理体系创新,关乎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一个跨境和跨制度治理的城市群,因而需要既借鉴吸收国际经验又兼顾中国国情和粤港澳区域治理的特殊情境,来审视谋划其治理体系创新。根据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结构与功能”三维一体的分析框架,建议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创新选择“三横四纵”的路径:秉持稳定、高效、开放、共享四大价值理念,指导大湾区城市群治理体系创新实践;通过治理结构的改革,创新国家统合治理的体制、行政协调治理的机制、市场一体化治理的模式和社会融入治理的政策;最终达致政治上稳定有序、行政上高效协调、市场上开放发达、社会上协作共享的功能调适,构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命运共同体。

世界经济治理的政治模式及其启示

关于世界经济的治理,国际政治学家相继提出了联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全球治理等理论模式。本文认为,诸多政治治理模式都有其不可避免和不可践行的缺陷。治理世界经济首先应当把经济理论(市场)和政治理论(国家)结合起来,其次应注重培育全球共识,最后要注重经济治理的价值取向,治理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治理的最高道德应该是正义与秩序的统一,这些实际上正是当前经济治理的政治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

论世界新民主治理

世界新民主治理:构建和谐世界根于崇高理想的追求,源于科学理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孕育了世界新民主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超越了西方民主的治理,超越了传统的革命思维;中国不仅是世界新民主治理的倡导者、推动者、示范者,而且也是全面的维护者。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治理要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运用2008年15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世界治理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六个治理指标所反映的治理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是: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法治、政治稳定和言论与问责。大体而言,言论与问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及政府效能的一半。而且,当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时候,言论与问责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甚至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根据这些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制度建设,应以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控制腐败和法治建设,优先于言论与问责也即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建设。

国家主权原则在构建和谐世界进程中的作用

和谐世界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和平共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社会状态。和谐世界既是人类治理的崇高目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它有着强大的感召力。为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世界治理理念以国家主权为依托,以主权平等原则为指导,注重世界和谐的原动力。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是构建和谐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维护各国共同安全、谋求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才能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破解世界性三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人类面临的公共性问题不断凸显,许多地域性的治理困境向世界扩散,主要集中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这世界性三大治理难题上。面对复杂繁重的世界治理难题,中国以独特的智慧开辟了破解之道,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世界其他政党和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举措,也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在政党治理上,中国以新型政党制度摒弃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党派纷争,实现了政党结构范式和民主实现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在国家治理上,中国坚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和国家的主导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治理模式;在全球治理上,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的推进中逐渐萌芽、成长。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带来了主权、合法性、权威等与政府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生活基本维度的嬗变,进而从如下方面引致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多中心协商机制的发展、官僚制行政原则的解构与民主制行政原则的应用、政府过程的虚拟化、网络极端主义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