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为何能够重塑世界秩序——以国内国际双向互动机制为视角

本文提出了思考中国复兴为何能够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国内国际双向互动机制”,研究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原因和可能性。首先,我们批判性地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秩序状态的理论,提出中国复兴能够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论点。其次,选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探索“金砖+”区域机制创新、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作为划分复兴初始期、发展期与成熟期的关键事件,分析了每一复兴阶段不同事件形成时,国内发展定位如何通过外交策略、行动信号、他国反应、国际格局变化而影响国际发展定位。最后,总结中国复兴的每一阶段都是以国内发展定位为起点,以国际发展定位为终点,国际发展定位又是下一阶段国内发展定位的起点,这构成了完整的因果环,随时间动态发展,直至进入成熟期,从而发挥了引领重塑世界秩序的作用。

王霸之道、中美竞争与新的世界秩序

进入21世纪,美国重返亚太、南海争端、中美贸易争端、对华科技封锁等现象纷至沓来,中国崛起与中美竞争将左右国际局势变迁成为国关学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关学界近些年来的关心议题与本国处境息息相关,例如,如何避免霸权衰弱?如何应用联盟有效制衡?如何在等级制体系中维持地位?

从清修《四裔考》看乾隆时期清廷的世界秩序观

“四裔”是古代中国对周边族群或国家的笼统的称呼,在今天看来自然已不恰当,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称呼体现出中原地区的族群看待周边族群时常有的以自我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态度。这种世界秩序观对史书纂修有重要影响。乾隆朝官修《清通考·四裔考》所记包括有朝贡义务的属国和西洋互市国两类,对属国的书写凸显出清方作为宗主国的优待,以图巩固臣属关系,同时将远西各国来华求互市也描述为“输诚称贡”。《四裔考》对这两类国家的书写共同体现出清廷对中原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坚持,这种态度延缓了清廷对当时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及世界关系的真正了解。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评“中国威胁论”

国强必霸,这是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然而,国强必霸并非普世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类将开辟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之路。习武不是为了打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强而不霸"的选择与承诺,不是中国崛起的权宜之计,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今天,世界仍然处在霸权的阴霾之中,但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露在新的地平线上。中国的崛起是终结霸权秩序的重要筹码,是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21世纪,美欧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必将终结,多极化将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方向,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世界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并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广泛的变化。如何科学准确地把握这些变化,成为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出发点;如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成为冷战后各国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改革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旧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不断地做出积极的贡献。

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

国际体系从其本源讲是一个历史概念。世界社会与国际体系相比 ,其基础不相同 ,它的行为主体是非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 :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框架。世界秩序是指一种在世界社会基础之上的秩序 ,重视行为主体的个人、民众运动的力量因素 ,要求以一种符合社会发展、人类共需的新法律、道德和价值观来规范世界上所有行为人。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秩序重塑

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多种外交场合进行系统阐述和充实。展望未来，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将积极引领世界秩序重塑，携手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是 ,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 ,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 ,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 ,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 ,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 ,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 ,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 ,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 ,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 ,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 ,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 ,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 ,中国一时的危机 ,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 ,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

新中心国家与世界秩序转型:中国复兴的世界政治意义

中国在持续复兴和强势崛起中发展成为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不同于处在守成地位的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指在世界秩序中承担领导责任、以协商合作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世界大国,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对中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与现代世界体系关系的系统战略思考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国际定位的集中概括。新中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产生的新国家类型,它改变了由国家实力界定的国际结构,从而推动了等级性国际结构向平等化国际结构的转化,也推动了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的转型。中国将自身定位为新中心国家是在等级性的国际结构制约下实现复兴的最佳选择。作为新中心国家,中国的复兴有着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一方面,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类型,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推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战略,为世界秩序转型提供了动力源泉。新中心国家是推动世界秩序转型和保障协商型世界秩序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变化与重构

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国际恐怖主义成为新的安全威胁,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政策成为新的战争形式。两大意识形态对抗支配国际关系的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利益重新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际相互依存关系,扩大了寻求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和冲突。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多极均衡基础上构建世界新秩序是现实的选择。

唐长安城攻势防御与帝国“世界秩序”的重构

唐长安地处西北,是唐朝国防安全体系的核心,是国家长期的战略重心。虽然从军事上看,长安城自身防御存在一定缺陷,但因地处关中,受地势影响,因此长安防御实为关中防御。唐中前期,总体上对周边地区形成了战略攻势。河套、河西、河湟三地是边疆防御之藩篱,唐以此为基地进行西征和北伐,开创了继汉武帝之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世界秩序"。

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由于反恐和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牵制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甚至大大弱化了美国内部的凝聚力,以及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羸弱,美国在“9·11”事件后一度拥有的道义优势和国际权势发生逆转,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建构和谐世界: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理论探讨

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动荡促使人们探索建立一种永久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秩序。西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从人性、国家属性、国际体系、文化观念入手,试图揭示国际关系的本质及其规律,理论家们从理性主义、权力政治、相互依赖、共有观念等多种视角,提出了各种世界秩序理论范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超越传统的权力政治,确立合作共赢的全新理念,在多极均势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世界新秩序将是最佳的理性选择。

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

百年大变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美国依然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作为全球霸权国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霸权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随之亦告终结。虽然两极成为当下的热门话语,但两极格局形成的基本物质性和制度性条件并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撕裂世界更不具合法性基础,也不被中美两个国家所接受,以两极对抗为主轴的世界秩序难以形成。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正在开始,多极权力格局、多层制度安排、多维思想理念是其典型特征。多元世界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作为基本的秩序形态,包括以多边国际制度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通过政策协调达成国际合作、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以保护全球公地。

走向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兼评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阿查亚所著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引发了笔者不少思考。他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不是一个世界秩序而是国际秩序;美国已经衰落,进而是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代之而起的不是多极化,也不是新兴大国塑造的秩序,而是一个"复合的世界"。客观地说,阿查亚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著作,只是提出了一些观点,并没有进行学理性的论证。也正因为如此,给读者留下了不少思考的空间。虽然有的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接受"复合的世界"这个概念,不赞同"复合的世界"是美国秩序的替代物,也不赞同有一个所谓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一方面,根据雅尔塔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依然是规约世界秩序的基本架构;另一方面,美国在"复合的世界"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复合的世界"彰显的并非是一个替代"美国自由主义秩序"一种新的秩序,而是一个早就存在的一个多层次的全球治理的现实和未来趋势。

和谐世界:人道思想与世界秩序的综和

对于进入转型期的人类社会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富有启迪。中国的先哲追寻"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综和。这是一条仁礼之道。以"仁"为核心的人道思想着力解决身心、人我、天人之大和谐,以适应建构和谐世界急需的道德要求。"礼"则内含实现世界和谐秩序的重要原则。两者的最终价值取向都是"和"。贵和思想涵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庸之道,最终归结为"中和"之和谐世界的最高境界。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西方缺失与世界秩序重构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经受民主规范检验和民意问责,其败选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并不表明特朗普代表的选民与政治精神退出美国历史舞台。美国霸权作为西方历史霸权的巅峰形态,在逻辑上无法接受中国的决定性崛起和权力分享,也无法在“民主规训”中国失败之后继续接纳中国作为战略合作对象与国际体系内成员。中美关系和解与所谓“蜜月”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也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成长和政治体系的自我成熟而陷入崩解。新的中美关系以竞争和冲突为主调,贸易战是起点,更为全面的新冷战是趋势,而特朗普主义加速了这一关系质变的进程,拜登时代或许可以适当回调关系而产生一个短暂的中美缓和期,但长期的斗争性和风险性不可逆转。与中美关系变迁并行的是西方缺失,这体现了欧式焦虑,联欧制美可以作为维持和巩固世界多边主义秩序的长期策略。中美关系是定义21世纪全球秩序的宏观权力关系,需要我们具备超强的文明自信、制度创新力及斗争艺术,在更加坚定的中国道路和更加开放的改革进程上与世界共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通内外发展的双循环,激发和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中国元素和价值观。

要有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治理方案——金砖合作与世界秩序的转型

金砖合作对目前和将来的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有一定影响,但不能高估。尽管金砖合作冲击了现存全球治理,对世界秩序转型的意义也是明显的,但是,金砖合作仍然处在初始阶段,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不宜夸大金砖合作对现存的全球治理(全球机构)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甚至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关于"‘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库’是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挑战’甚至‘替代’"的说法,是言之尚早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