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鼎——青铜鼎的世系传承与公共纪念性意义

本文着眼于我国国家公祭日采用中国古代传统祭祀青铜礼器,通过比较其他国家二战纪念日的纪念性活动,从铸造、使用、收藏与展示等方面梳理青铜鼎的历史,并结合国家性公共活动的性质与特点,探讨公祭鼎作为国家公祭日活动的文化根源、政治背景以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公共性意义。

杜预至杜甫世系传承浅析

中国古代杜氏存在诸多郡望,京兆杜氏和襄阳杜氏为其中两个重要支系。《元和姓纂》将杜预三子锡、跻、尹均列为京兆杜氏之祖,预子耽因子孙南迁居襄阳而列为襄阳杜氏之祖。故耽之裔孙杜甫属襄阳杜氏无疑。另外,从杜预到杜甫的总世次多说并存,杜甫自称是杜预的十三世孙,唐时的计世方法是不连本身,故杜预到杜甫应是第十四代。在十四代中杜乾光的父、祖亦众说纷纭。杜逊与杜乾光非父子关系,按年代推算,两者之间尚另有两代,名讳待考。

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世系与可汗名号研究——兼论《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所载吐浑可汗名号的由来

吐谷浑政权建立以来,国主均有可汗名号。唐贞观中,慕容顺被封为西平郡王,仍号“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其后诺曷钵被封为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勤可汗”,子嗣传承此可汗名直至8世纪末绝封。以上是政权灭亡后附唐的一部分,留在青海为吐蕃所统治的则另有一支王系传承,约五六代。其中于公元689年娶吐蕃公主者为第一代,吐蕃公主墀邦所生之子为第二代,又称“莫贺吐浑可汗”,因于公元727年与吐蕃联姻被封为“甥吐谷浑王”。之后有8世纪后半叶《桑耶寺兴佛诏书》记载的吐谷浑王。而9世纪初的《噶琼多吉英寺兴佛诏书》所载吐谷浑王,其可汗称号夹杂了冗长难解的文字,应是把汉文所记可汗名号中的反切文字孱入其中。

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及世系传承概说——以西双版纳勐龙为中心的考察

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后,逐渐被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接受。傣族在信奉南传佛教的历史进程中,创制了经典傣文用来传写南传巴利佛经。勐龙是西双版纳历史上重要的傣族佛教与佛学中心,笔者以它作为主要考察地点,依次探讨:傣族巴利大藏经的详细情况及其傣族化的具体过程;大藏经之外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及其特点;僧伽常用经典及其使用;巴利译经的世系传承。旨在探求南传上座部佛教经典的原貌并为日后进一步的研究保存资料。

西夏遺存文獻所見藏傳佛教的傳承世系

本文對西夏遺存文獻中所載藏傳佛教"大手印"修法的傳承脈絡進行了梳理,其中有關劉掌廝囉爲薩欽貢噶寧波,金剛座爲也阿難,雅礱斯巴爲法獅子等分析,爲明確西夏所傳"金剛默有母修法"、"大手印"燒施念定、大黑求修法、金剛亥母修習法等與薩迦派的關聯,進而爲釐清西夏藏傳佛教的傳承世系和早期藏傳佛教的面貌提供了證據。

论洛阳平乐正骨的源起

洛阳平乐家族第十七世孙郭祥泰自幼即好岐伯之学,他广泛研读医药书籍,继承中国传统医学和家族医术,开办人和堂,专习骨科,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平乐正骨医术。从郭氏十七世及其前后几代人生活活动的年代、郭祥泰生子授徒等和郭氏世系传承情况分析研究,可推定郭祥泰生于清乾隆晚期,平乐正骨的形成最迟不晚于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至今已有214年历史。这一重要结论,对于廓清洛阳平乐正骨源起的迷雾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唐崖土司城址调查报告——兼论唐崖土司覃氏的历史问题

此篇调查报告介绍了唐崖土司城地理环境,考古文物遗迹,对土司覃氏世系的传承做了系统研究,对相关的历史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再谈“孙书非陈书,也非孙武之祖”

本文通过对《左传》《世本》《史记》三部古籍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所记陈(田)完家世及其传承的进一步对比和分析,认为后两种古籍所记明显有误,再次得出"孙书非陈书,也非孙武之祖"的观点,并认为这是破解众多孙武世次之谜的一把钥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世袭蒗蕖州知州印”考略

蒗蕖土司在清初因遗失印信、号纸被降等承袭为土舍,道光时期复被朝廷获准承袭土知州原衔,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获颁印信、号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道光二十二年“世袭蒗蕖州知州印”,即为此时所颁之印。作为清代蒗蕖土司复袭土知州的实物见证,且为蒗蕖土司地区仅见之官印,馆藏“世袭蒗蕖州知州印”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蒗蕖州的设置沿革、蒗蕖土司的传承、改袭及复设情况的梳理与研究,对清末民国时期文献记载中关于蒗蕖复州时间及原因进行了驳斥,以期能够对蒗蕖地区土司制度及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