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语境中的当代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笔谈)

在2017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暑期高级研修班上,陈学明等8位学者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学科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判、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哲学、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创新、哈贝马斯与后期胡塞尔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危机、当代哲学研究前沿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来自38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名青年学者,作为此次研修班的学员,不仅全程参与了研修班的所有课程,更在课后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为期五天的研修班最终促成了中青年学者之间颇具针对性的理论互动和探讨,并且就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达成了学术共识。

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了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新加坡的两个社会主义阵营(费边社会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曾经进行过合作。60年代后,随着人民行动党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从人民行动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政治立场却越来越激进。然而,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阵线”影响式微,1988年加入新加坡工人党,标志着“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宣告失败。在新加坡占主导地位的人民行动党则转变了自己的政治实践理念——从“费边社会主义”转向新加坡式“社会主义”。就实质而言,这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资本主义”。尽管新加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新加坡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加坡社会危机。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21世纪语境中的马克思权利思想新阐释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权利观念本质的批判并不是对一般权利思想的反对,权利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不是否定性概念。马克思以人应享有尊严与不受异化的人学理论为基础,赋予了权利话语新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人所享有的权利不是一种超历史的自然权利,权利具有历史性与相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用权利观念来评判社会的正义与否。权利概念具有一般与特殊的辩证逻辑,我们不能以抽象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权利概念。

21世纪语境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结构再探析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为千字短文,却具有极高的思想史地位,深入研读有助于对马克思思想和21世纪实践内涵的准确把握。文本首先提出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核心的新实践观,接着围绕新实践观,就真理观、历史观、宗教观、社会观展开论述,最后提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和历史使命。学界主要以此"三段式"对《提纲》进行划分,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五条和第九条被模糊处理;鉴于对第五条和第九条在整个《提纲》中的重新定位,我们可以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构细化为"1+2+1"的"新三段式",以达到对《提纲》及其核心概念"实践"更为细致的理解。

新世纪陕西女性诗歌论略

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长过程,经过1980年代的“狂飙突进”和主体觉醒以及1990年代日常生活的潜流,21世纪的陕西女性诗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媒介实践和网络空间姿态。从日常写作、中年写作到儿童诗写作,从自然时间、城市空间、乡村地理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坐标,包括日常诗性、底层关怀、精神之痛和神性观照,新世纪陕西女性诗歌完成了从女性、人性和社会性的多维互动与突破,其超越性别的写作自觉和价值创造无疑拓宽了当代诗歌本体的表现范围,而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诗歌现象和诗学议题。

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儒学——论儒学与新世纪民族精神的构建

本文在文化转型与全球化语境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与评价儒家在构建21世纪中国民族精神中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作用,探寻儒学原典与新的人文精神的契合点,从而使传统儒学与现代文化的对话成为一种可能,进而指出,儒学因其深邃博大,在当今,不仅不缺现代意义,且可补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偏。

阿多诺的遗产——文化工业理论在新世纪语境中

反思与批判文化工业理论曾经由于过于迅速的话语转换而遮蔽了阿多诺大众文化之问的理论起点,其理论后果表现为当下大众文化批评的抽象价值说教与空洞人文张扬的倾向。'走出阿多诺模式'之后重返阿多诺,在新世纪语境中再认识文化工业逻辑下的个体自由与现实生存,在阿多诺之问的起点思考重建文化工业理论,探寻切进真实生命体验的文化批评之路。

论西方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学术地位、价值和意义

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 ,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 ;西方美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即现代化的学术承诺、理性化的认知规范、体系化的知识形态、普遍化的阐释准则和科学化的研究方法 ;但西方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水土不服”的深在症状也已逐渐显露 ,所以至世纪末 。

无名氏的文化想象与形式政治——在20世纪40年代语境中理解《无名书》的写作

《无名书》系列创作,最初对照的是茅盾的大革命书写。无名氏以茅盾的《蚀》三部曲所代表的社会视野与历史认知为对照,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用现代主义的方式开启了《无名书》系列写作。无名氏以“心灵的史诗”的方式,在多种文化符码和世界图景中想象“历史”,并将之编织为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他将“改造社会”置换为“改造心灵”的历史构造法,体现了战时浪漫派的文化逻辑和形式政治,其诉求是为小资产阶级重塑浪漫主义的主体。这种试图以综合性的文化理想再造现代主体的写作,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文化超越历史、改造社会的构想,并呼应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政治理想。

生存困境的克服与抚摸——论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承继八十年代对生存困境的启蒙关注时,更主要的是在寻求困境的缓解与克服。精神力量、幽默、贫嘴、自嘲等成了刘恒克服困境的主要出路。从性质而言,九十年代的刘恒放弃了八十年代的启蒙叙事而转向了平民化写作。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刘恒化解自身"悲观主义"与"理想主义"冲突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也是世纪末语境的影响使然。

新世纪中国西部电影的英雄情结与生命意识

英雄情结与生命意识是新世纪中国西部电影所彰显的重要精神性价值。新世纪中国西部电影作品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大致可分为三类:历史英雄、武侠英雄和西部硬汉。这几类英雄形象都具有精神感召力,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与信心。西部人的生命意识深刻影响着西部电影人的艺术选择,使其格外重视各种生命现象及其体验,当这种体验与中西方生命诗学相碰撞,总能使西部电影流淌出生命的激流。新世纪中国西部电影作品是从形而上与形而下,即从生命本体观与生命价值观的两个层面真切传达其生命意识的。新世纪中国西部电影所阐发的英雄情结与生命意识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和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