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匈奴世袭制度

通过对匈奴政权中的单于及四大封王的世袭史实分析,认为:匈奴实行以长子继承为优先原则的继承制。只有出现特殊情况时,才在前单于、王的血亲范围内选择继承者,如弟、季父等。匈奴世袭制反映了其对生产和生存方式的适应。

从昆氏世袭制度探讨萨迦政权灭亡缘由

西藏古老的昆氏家族不仅创立了萨迦教派,并于公元十三世纪在元朝的扶持下建立了萨迦政权。萨迦政权虽在昆氏的成功缔造、苦心运营下逐日强固直至鼎盛,却仍然无法避免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后倏尓垮台的命运。史学界对于萨迦政权灭亡原因的研究,大多将精力放在萨迦政权和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上,至今鲜有从昆氏家族世袭制中觅得线索,并将二者之重要关联详加论述的先例。有鉴于此,本文将视角置于"昆氏世袭制"这一核心要素,在深刻分析其特点的基础上指出存在于昆氏家族世袭制度中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证了昆氏世袭制和萨迦政权灭亡之间存在的深层内在联系,正是昆氏世袭制中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导致了昆氏家族的衰落,进而加速了萨迦政权的灭亡。

明代世襲武官人數增減與制度變遷

明代世襲武官的人數有兩個數字:一是貼黄之數,即世職的理論總數;一是實際的官員人數。武官亡故後,其子孫未及時襲職,實際人數就會少於理論人數。終明一代,世職貼黄不斷增長,而實際人數在宣德前後達到頂峰後就逐漸減少,到明後期已不敷軍隊所用。永樂一朝的氾濫陞授是世官劇增的根本原因。赴京襲職道遠費多,官吏刁難索賄,武官子孫棄武就文,繼承資格受限是世官減少的主要因素,其根源則是蒙元舊制與中原傳統的衝突。世官的增減引發了明代財政、官制、軍制的諸多變化。世官人數劇增是田賦白銀化的直接原因;世襲制度在明中葉被改造爲"世選"之制;晚明世官衰落、雜流興起,軍制多樣化,是社會變遷在軍事領域的表現。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

明代武职袭替制度述论

(一) 明代的武职袭替制度直接取法于元代。“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元朝占据中原后,一直采取地方主官世袭制。后来世官骄横、“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至正二年遂罢州县官世。四年,又罢世候”。(1)元朝的州县官世袭制前后实行了将近六十年,主要是指带有勋袭爵的高级武臣,在中下级武官中。

孙吴养兵制度略论

本文较系统地讨论了孙吴的养兵制度。对养兵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关系，将领养兵的现象与实质、方法与途径，以及养兵制度对孙吴政权产生的影响，等等，作出了适当的分析、辨证。同时，对世袭领兵制也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世袭领兵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它依然属于君主专制的范畴。

明代武学探微

明代武学探微周致元长期以来，对培养和选拔文官的儒学和文科举的研究较多，而对武学和武举却不很重视，一直受冷落，这当然是不公允的。治理一个国家，文武并举是同等重要的。明太祖就清晰地认识到：“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废。”［１］故开展对武学与武举的探讨是件...

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思考

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众说纷纭的问题。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模式在解释中国考古等的新发现时颇为乏力。而对于传统考古学上认为的文明和国家的象征如世袭制、城市、文字、大型遗址、阶级和阶层等,各个国家因自然条件等的不同,其国家起源也是各有特色的,中国的国家起源应有自己的模式。

古代王室政治婚姻初论

王室政治婚姻是一种借助婚姻形式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政治策略 ,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它的类型多种多样 ,作用也因联姻的目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由于此类婚姻的基础是王位世袭制度 ,因此 ,当民族国家形成后 。

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大禹治水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大禹治理洪水的业绩家喻户晓，但其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推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加速中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化却缺乏归结。本文认为，大禹治水对当时部落间融合的促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对国家的产生和世袭制度的形成有强大作用力。

怎样看尧舜禅让与篡夺的关系

关于尧舜权位继承问题,或云禅让,或云篡夺。在历史上主禅让者占优势,主篡夺者亦不乏其人。禅让之说,首见于《尧典》,亦见于《墨子》、《孟子》,以及《荀子》、《吕览》等书,其中以《孟子》所记为最详。它一直成为历代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篡夺之论,主要见于《韩非子》、《汲冢琐语》、《山海经》等书,其中以《韩非子》

我国古代的“国号”

中国历史上的“国号”,实际上是朝代的名称。在王位世袭制度下,某一姓帝王家族的延续统治,就称为一朝或一代,就有同一的“国号”;而“国号”的变动,就意味着统治权随着某一姓帝王家族的兴亡而更迭,也就是“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的王位世袭制度是伴随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的发展而建立的,所谓“国号”也是伴随着阶级统治机器——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大约在距今四千年以前,传说中治理洪水的禹开始把王位传给儿子,并定“国号”为“夏”。

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法律设计--从后苏联空间政权合法化到国家规划探索

苏联解体后,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突然拥有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新政治精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法律空间。对这些国家而言,设计与现实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建立稳定的国家体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家政策的过程过于拖延,前景令人质疑,而且即将面临政治代际更替的全新挑战。后苏联空间非常复杂,但也因此是研究和政治设计的重要地区。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不应期待后苏联空间的快速转型。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未完成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使形势复杂化,可能导致巨大的变数,包括冲突和诉诸武力。但是,外部环境仍逼迫变革。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变革具有政治理性化和政治制度形式化的目的,包括以法律形式固定政治制度和强制政治设计者更多地在正式法律范围内行事,而达到上述目的的选择包括革命性变革或"自上而下的革命"。

英国人的头衔与称呼

我们在阅读英文书籍和报刊杂志时,常常被英国人前头衔与称呼所困惑,即使是查阅辞典和百科全书也无济于事.这种名目繁多的头衔与称呼是资本主义英国等级森严的贵族世袭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要对这个问题追根求源。

论机会

什么是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能马上回答出来。机会这个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比如讲:“生不逢时”,意思是讲某个时代没有适合某人发展的机会,这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讲的,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则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讲的,讲明机会是变化发展的,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把握好各种机会。“机会平等”则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的。对于机会还有许多提法,我认为,应找出机会作为一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机会概念起码有三个基本内容和侧面:一、社会历史性。二、社会实践性,三、理论性。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机会的含义进行具体的展开。

恭亲王争储走麦城

中港合拍的影片《垂帘听政》中,当道光帝临终前钦定的八位顾命大臣之首肃顺束手就擒时,破口大骂“鬼子六”,只因这位鬼子六在慈禧夺权的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两宫太后将很难摆脱八大臣的掌握,破坏清朝祖制的太后垂帘就不会出现了。 这位令肃顺切齿痛恨的“鬼子六”便是清朝道光帝的第六子、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訢。他所以被称做“鬼子六”,是因为他与西洋人的关系十分融洽,这对他的外交活动大有益处。

孔子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周代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史学界还没有定论。但是从《诗经·豳风·东山》写战士那样留恋自己的荒凉的故乡和破陋的家庭,《诗经·周颂》的《载芟》和《良耒吕》写农妇送饭给农夫吃的情况看,这时代有一部分农夫应该是有自己的家庭和经济的,和一般奴隶不同。这种生产关系,比商代来得进步,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剥削阶级的财富的积累,统治者的生活逐层腐化,周初的土地、政权的分封秩序逐渐动摇,封国和土地的兼并渐演渐烈。到了春秋时期,领主(或奴隶主)的土地世袭制度开始向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转化了,所以《左传》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鲁昭公四年(前538)郑国“作丘赋”,鲁哀公十二年(前483)鲁国“用田赋”。经济基础开始变化。

春秋好议之风及其社会根源

春秋是崇尚评论的时代,《左传》、《国语》、《春秋事语》等文献大量记载了春秋时人对当时人物的品评和对政事的议论。就评论的性质而言,有事后的评价,也有事前的预言。评论主体较为广泛,既有卿、大夫,也有地位较低的国人和舆人。《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等形式发表的议论,实际上是史官对事件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的补充记载。世袭制度松动,人才选拨和任用充满不确定性,为评议之风的形成提供了制度空间。贵族阶层对教育的重视和私学教育的兴起,为下层贵族和平民子弟通过舆论的力量获取理想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前提条件。"立言"不朽的文化观念是春秋好论之风形成的内在动因。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