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天贵真--《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真我气度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纵心乘兴,追求活出真我的风彩,追求至性至情的人生。他们对家国、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对生命、对美好事物都充满了强烈的关注与热爱。他们的行事往往是放诞不羁的,超乎常人的想象,放诞的表象下是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审美的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情景相生、言事喻理、以物喻人——《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三个维度

对于《世说新语》一书中的自然书写,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以物喻人”。事实上,《世说新语》中的自然书写大致可分为深情化的“情景相生”、理趣化的“言事喻理”和人格化的“以物喻人”三个方面,体现了魏晋士人之感性审美、理性思辨和物我合一的自然审美之完整景象。魏晋时人所推崇和践行的清、远、达、劲等价值标准通过这三个平行维度渐次展开和反复重申。借此不仅可以体会到形象生动的语言艺术和含蓄深刻的灵思妙想,亦可对魏晋士人之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有更加切近的感受。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塑造与审美价值研究

以刻画与呈现魏晋时期人物形象为主要内容的《世说新语》,在志人小说领域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这部经典名著摹写了大量栩栩如生的魏晋时期人物画像,展现出了魏晋时期各个阶层名士的性格特点和人格魅力。本文对《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塑造手法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并对人物形象的美学特点及其审美价值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以期能够对《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做出深入把握。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世说新语》“鬼子敢尔”论考

《世说新语·方正》第18条,陆机怒骂卢志“鬼子敢尔”,此事先见于《郭子》,但《郭子》的记载并无“鬼子敢尔”一语。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卢充幽婚”传闻释“鬼子”一词的来历,然而从“幽婚”到“鬼子”一语,其中的褒贬明显不同。“鬼子”一词带有强烈的贬义,与“幽婚”传闻对卢氏家族态度迥异,说明“幽婚”传闻不足以释“鬼子”一词之来历。与道教的关联使卢氏家族与鬼神之说产生联系,卢循的失败又使卢氏在南朝地位下降,影响了《世说新语》对卢志的书写。在众多传闻中,《世说新语》作者选择了“鬼子”一语,说明创作者通过细节表明感情态度的特点。此外,不同时期文献对“幽婚”传闻的不同态度,正反映出家族地位的变化对家族先人评价的影响。

“贤媛”的故事: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书写

《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时期士人言行、轶事的笔记体小说集,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崇尚清谈的文化风气以及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人文风度。作为其中的部分之一,以魏晋“贤媛”为代表的古代女性书写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一,她们化身为德行的维护者,或者对偏离德行的行为施以批评,或者身体力行地对德行加以实践。其二,她们的才智行为受到了格外重视,既包括对其不输于名士的学识的描绘,也包括对其异于常人的处世智慧的展示。其三,她们的个性得到了特别凸显,既有对个体天然性格的书写,也有对个体之间人格平等的书写。《世说新语》在小说领域创设了女性书写的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论《世说新语》的“语料体小说”性质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相比于其他“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具有独特的玄学文化特征。自东晋中期开始,世族阶层纯粹的思辨性的谈玄活动逐渐被其他形式的玄学活动取代,这个短暂的文化变迁时期和后来的文化追怀时期合称为“后玄学时代”。在“后玄学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成为新的内容,而比谢灵运稍早,一种在世族中风靡的具有语料传播功能的作品应需而生,《语林》《郭子》正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语料”迅速成为世族子弟领会玄学精神、学习名士风范的指南。《世说新语》正是对这种文化风尚的总结。结合现代文学意义的“小说”定义,《世说新语》可称为“语料体小说”。

论《世说新语》与《红楼梦》之女性形象塑造

《世说新语》与《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两部经典之作,各自塑造了一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女性的觉醒到女性崇拜,两书在女性的审美范式、女性的关照角度等方面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与时代背景及作者写作理念密切相关。

初中语文整本书导读策略探究——以《世说新语》为例

文章以《世说新语》为例,采用案例分析法,从激趣导入、联系教材、设问留疑、多向联结四个方面探讨了初中语文整本书导读的教学策略,旨在推动整本书阅读与初中语文教学的深度融合,并为学生的名著阅读提供方法参考,引导他们学习和掌握研读名著的技巧,进而全面提高其名著阅读能力、增强其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世说新语笺注》校点注释商兑

《世说新语笺注》是一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佳作,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研究的成果与突破。但该书在某些词句的校点和注释方面尚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故文章选取该书校勘、句读及注释可商补者14条进行论述,以补充现有研究之微瑕。

《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风度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名士风度,在刻画魏晋士人形象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追求仪容、行为任诞、不崇礼制三方面对《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风度加以分析,挖掘出名士形象的形成原因,即因政局变幻不定、文人难以自保的社会因素;受隐逸之风盛行、儒释道相融合的文化背景影响,以及名士们澄怀观道旨趣的自身原因。

《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审美内涵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和魏晋士人的生命情态、审美体验。魏晋人物品藻植根于人的“本真”及“内涵”,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亲相融、品题会通;人与人的平等交流与彼此欣赏,以及个体的自我超越,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彼此辉映的人文关怀,这与现代人强调的生态审美理念相似、相通。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及自我超越等维度,探究人物品藻的审美意蕴。

蒲松龄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

蒲松龄的为人处世与诗文风格均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魏晋名士一往情深、率真自然的精神风貌的影响。蒲松龄像《世说新语》中那些魏晋名士一样,在无情的社会中满怀深情地活着,在伪善的体制下率真自然地活着。情到深处成痴,痴人多具狂性。蒲松龄是一个痴于真情、痴于科举、痴于著书的痴人,也是一个至情至性至淳的狂生。可以说,“情”“痴”“狂”是蒲松龄的精神内核,也是《聊斋志异》成书的推动力。

《世说新语·文学》“逆风家”“逆风”条新解

《世说新语·文学》“逆风家”“逆风”条中孙绰所言“上人当是逆风家”应读作“上人当是逆/风家”。其中“风家”指风病患者,形容支道林的才辩使北来道人如风家那样屈折不能语。而“逆风家”则是迎着风家接着说,是要帮助风家。支道林所言“逆风”句应理解为“白旃檀香味不浓,才能逆风”,其巧妙之处在于省略“逆风”后的文字,从而导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支道林借助白旃檀香味太浓喻深公德行太高,暗指深公不愿与自己争辩。白旃檀作为一种药,能除人胸中逆气。而魏晋士人除了用药,还用音乐、思辨等疏通胸中逆气,这些方法有的激发了士人文学创作的欲望,有的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有的则对其他艺术的发展产生影响。

《世说新语》中的生态审美智慧探析

《世说新语》作为中国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所著的一部小说集,主要是对汉末魏晋时期名士言行及轶闻轶事的记录。从生态美学视域对这部著作进行观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种关系中。首先,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这部著作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其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这部著作呈现出真挚质朴、和谐赤诚的人际关系;最后,从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这部著作展现出不随流俗、独立超脱的精神境界。

“龙山落帽”何以深受北宋词人欢迎——兼论北宋词对《世说新语》典故的运用方式

北宋词对《世说新语》典故的选取和运用与词的展示场合有关。如“龙山落帽”原典故既无酒水又无秋景,却常与重阳秋景和宴饮行为直接挂钩;本为辩论方式的“清谈”在宋词中变成了酒宴上轻松愉快的交谈。现今能看到的北宋词绝大多数为文人词。北宋文人使用《世说新语》典故时,喜好强调人物的高逸闲雅风度,有损此类形象的元素如“龙山落帽”中的“戎服”容易被略去。由于“词为艳科”,与爱情有关的典故也经常被引用。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世说新语》中王戎的戏剧性形象

王戎,字濬沖,琅琊临沂人。三国曹魏明帝青龙年间生(公元234年),西晋惠帝永兴年间卒(公元305年)。《世说新语》里王戎的戏剧性形象非常突出。他是位列竹林七贤的隐士,又热心功名,身居高位;廉洁不收重礼,又贪财吝啬;既有母亲去世时形销骨立的哀伤,又有对从子颇为苛刻的一面。这些特征很难让人相信属于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