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使馆档案中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

1907年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是1911年武昌首义之前发生在武汉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据美国驻华使馆所藏相关档案及其他中文档案和文献资料可知,清政府在此案中虽然采取了刑讯的手段,但指控的日知会谋反案均系实情,并非美方圣公会和美国政府所称缺乏证据。并且,日知会印刷的其中一本宣传反满革命的小册子书名并非既往中文文献或后来研究者所说的《德占辽东》或《俄占辽东》,而是《系占辽东》或《估占辽东》,内容应为讲述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出兵进占辽东的历史。对于中美基督教人士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固然应予肯定,但对美国教会和政府为维护教会特权和领事裁判权,严重干涉中国司法权的行为,则不应盲目肯定。否则,易滋生错误史观。

“丙午江油之役”考辨——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所载《丙午江油之役》及《李实传》中,何如道等人实为义和团起义首领,南部光木山原为义和团起义根据地,起义镇压者为"黄鼎"而非"张孝侯","丙午江油之役"实际混入了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南部义和团起义史实。

从《丙午丁未年纪事》看杨绛的“文革”记忆

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几乎囊括了她在"文革"期间所有刻骨铭心的遭遇和心路历程。杨绛韬光养晦的生存方式使她避免了在"文革"中卷入更大的灾难,其"文革"记忆富有浓郁人情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杨绛的"文革"记忆几乎全部停留在个人境遇的陈述上,她对于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反思,缺少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力量。

清末丙午改制中吏部存废的论争与吏部尚书的作为

吏部是清代中央人事管理部门,与明代比权力下降较大,运行中受到多方牵制且尚书兼差过多,无暇部务。丙午改制中,因与宪政要求冲突,吏部裁留成为论争焦点。基于自身利益和本位主义,改裁双方斗争激烈。陆润庠等吏部尚书为使吏部能够见纳于宪政,在体制内进行技术性改革。在机构改革与权力调整不同步的情势下,吏部最终被裁,其职权并入内阁。

丙午官制改革后的部务交接——以清末民政部为例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进行了中央官制改革,改革之后,新旧中央各部之间进行了部务的接收与划分。民政部系在巡警部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部务有一部分来自于对巡警部的接收,一部分来自于新政办理的需要,还有一部分则由其他各部划分而来。民政部的部务交接是当时清廷中央各部部务调整的一个典型案例,民政部进行部务接收、调整、扩张的实态是当时整个清廷中央官制调整的一个侧面。

丙午三十年祭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忘。“文革”是党史国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文革”是共和国五、六十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激烈斗争的产物。它造成新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从“文革”中总结汲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末丙午官制改革时期的瞿鸿禨

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为了自救,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开启了宪政改革的时代。随后,官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也被清廷提上了改革日程。丙午年间(1906年)"厘定官制"的改革启动后,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穿梭于各项改革之中,对清廷"预备立宪"以及中央官制改革的决策及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中,笔者将以丙午官制改革之始末为脉络,以瞿鸿禨为视角,梳理其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为,总结其对于改革产生的种种影响,进而见微知著,窥探清王朝在这个时期无法挽救的大厦将倾之势。

从琴台之会到丙午之狱到辛亥首义

古琴台一段俞、钟琴会的传说记载着楚人重诺重情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武汉人彰显城市个性、塑造自身性格的文化资源,并演绎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

官僚制结构与皇权的抉择——以清末丙午官制改革为例

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是帝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在清末丙午官制改革中,面对中央、地方官僚体制的分权举动,为什么皇权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在中央官制改革中,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推行责任内阁制,将官僚体制中的不同群体联结起来,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对集团。反对集团提供的信息塑造了慈禧太后的认知和决策,责任内阁制流产。在地方官制改革中,作为决策成员的各省督抚将军形成一个松散关联的结构,督抚们依据地方利益来传递信息,形成了分异的信息流,限制了慈禧太后的任意专断权,使地方官制改革被搁置。虽然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专断权,但皇权对官僚体制分权意图的具体回应却因决策情境中网络结构的特征差异而有所不同。

论新旧博弈中的丙午中央官制变革

在丙午中央官制变革中,从厘定官制大臣到编制局职员,看似新旧阵营泾渭分明,实则界限未确。就官制草案从草拟到出台的过程看,并非仅从趋新者的意愿,一定程度上亦受到守旧者的影响。再就其间的人事纠葛、派系斗争而言,也不能简单以满汉矛盾概之。慈禧的最终裁夺,以折中平衡、求稳为主旨,亦并未呈现明显的重满抑汉倾向。就改制的实效而言,慈禧本出于求稳的调和裁夺,却带来了人心不稳的隐患。

丙午中央官制变革再研究——侧重新官制文本制定与反响的探讨

在新官制文本草拟时,丙午改制呈现出与既有印象不同的特点:趋新改革的急迫与人事安排的平衡并行。就新官制的文本制定过程而言,从草拟大纲到修正、核定奏本,已非仅从改革派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守旧者意见影响;而慈禧最终裁定的新官制文本,依然以折中平衡、求稳为主旨,并未呈现明显的重满抑汉倾向,甚至还增加了用人不分满汉的表述。但就实际影响而言,新官制文本公布后引发了各方的失望情绪。新官制文本虽然体现了折中平衡,改制后的人事安排也试图平衡满汉,但并未形成制度化的用人规制,平衡极易被打破。

齐文化博物院藏“丙午带钩”考辨

齐文化博物院藏错金银抱鱼铜带钩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是汉晋时期铜带钩的精品之作,通常被称为“丙午带钩”。文章通过分析带钩的铭文得出“丙午”为虚拟的年份,是一种用以祈求平安吉祥的套语;通过对带钩图像的鉴赏得出其寄托着镇邪祈福、克敌制胜及得道升仙三方面的寓意;再结合有出土资料的同类型带钩进行推断,得出此类带钩的制作年代大致在东汉末到西晋初的结论,而不是以往认为的两汉时期。西晋时期,随着短暂的和平以及玄学的兴起,“丙午带钩”这样的带钩形制也就逐渐消失了。

记全国优秀体育教师于丙午

于丙午老师1968年参加工作，1970年从事学校体育教师工作，1987年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1993年晋升中学高级教师，2002年被聘为山东省实验中学特级教师。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体育教师、全国优秀体育教师，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

《戒庵老人漫筆》萬曆丙午初刻考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李銓前書樓刻本《藏説小萃》中所收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是李如一(鶚翀)初次刊刻其祖父作品,也即《戒庵老人漫筆》的初刻本是叢書本。李如一在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年完成對李詡作品的整理編輯,但并未刊刻成書,因此所謂《戒庵老人漫筆》萬曆二十五年李如一初刻本并不存在,而實爲書賈將《藏説小萃》本《戒庵老人漫筆》單獨抽取刊印導致今人誤判。

严复致伍光建英文信札一通考译

新近得见严复致伍光建一通未刊英文信札手稿1,此札作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906年10月18日),内容涉及晚清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丙午官制改革、严复与袁世凯之关系等重要史实,涉及清末诸多重要人物,所反映史实多为其他文献所不及。现将此札全文斠录于此,并加考译如下。

“己酉书厄”:发生在1969年秋冬季的旧书刊资源损毁

1969年9月开始的从中央到地方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艺术院团里,大批干部、教师、专家学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被组织性地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时政举措,使得大批被"下放运动"波及的城市家庭所存书刊,多被户主或其家属作为"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被直接抛弃为"垃圾",这是"己酉书厄"的成因。"己酉书厄"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文革"时政,大肆鼓噪和执行"读书无用"乃至"知识越多越反动"路线的社会恶果,更是造成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大面积"书荒"现象,以及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旧书刊市场资源严重贫乏的社会原因之一。

大师频出 黔书传远——清代贵州书法谈之十

赵以炯生于书香门第,光绪丙午年（1886年）进士,并荣膺殿试第一,成为状元。其父赵国澍教子有方,兄弟4人矢志于学,相互砥砺,竟有3个进士,1个举人。夏同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次年参加会试,中贡士,接着在殿试中高中状元。清朝灭亡后,曾一度寓居贵阳,后来被选为国会议员。姚华在清末民初贵州籍的文化名人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集教育家、古文字学家、戏曲理论家、曲学家、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工艺美术大师于一身。

风宪与立宪:清季都察院裁改的冲突

清末预备立宪,京内官制改革首当其冲,各部院或更名或裁撤合并。风宪衙门都察院何去何从,朝臣和舆论建言献策,裁改意见分歧明显,一方面,内有因势而变的改革动力,外有分化组合的改革压力;另一方面,科道鼓噪而鸣,高层矛盾重重,上下难以和衷共济,争执乃至冲突始终存在。激烈交锋之后,主政者权衡利弊,保存名目、变通整顿成为都察院维系皇权体制与进入宪政政体的折衷选择,既影响了1906年丙午改制成效,也为日后再议裁改埋下伏笔。

我和邵洵美

我和邵洵美原属中表姻亲,又进而结为夫妇,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道路崎岖,多灾多难.此时写回忆文字,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说起.洵美是浙江余姚人,世居上海,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五月初六日(即公元1906年6月27日).曾祖父邵灿曾任清朝漕河总督.祖父邵友濂,字小邨,清朝时出使俄国.回国后,先后任河南巡抚、上海道台.祖父在余姚办了个“康节小学”,是纪念老祖宗邵康节的.祖父生有二子.长子邵颐,原配李氏(李鸿章的女儿),早故.继娶史氏,亦宦家女.不幸邵颐中年去世,史氏守节.祖父立下遗嘱,要幼子邵恒将来生出第一个男孩,承嗣大房史氏为子,洵美便是嗣给大房的长男.洵美的生母盛氏,是常州盛宣怀的四女儿,她是我的四姑母,我是盛宣怀的大房女儿,行五.

读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札记

自从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范宁同志介绍吴敬梓这组《金陵景物图诗》,我们又得知他晚年一些事迹、思想和心情。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快事。首先,从诗的次序看,可以看出这一组诗是有计划的创作,不是随意先后,而有一定的安排。第一首《冶城》(石头城),次首《杏花村》正符合作者创作《儒林外史》时,在《沁园春》词中所概括总结说的,“向梅根冶处,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的词意。其次,他的创作,除了依据游览考察外,还检阅图籍作为篮本。在《桃叶渡》诗的小序中说:“图作于康熙丙午年(1666),正有木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