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歧路”抑或“话语权相争”——“丙子斥和”及“三学士”事件述评

"丙子之役"的爆发使朝鲜在义理与现实之间陷入了两难抉择,加速了主和派与斥和派的意见分化。与此同时,在这场"存亡歧路"的外交争辩中,"台阁"与"庙堂"的话语权矛盾也迅速突显。士林虽然是朝鲜公论政治的主体,但却无法摆脱"浮薄"的软肋。他们为国家高举了义理,却败倒在政争面前。虽然"三学士"的择选背后充斥着官员间互相倾轧乃至兵谏相逼的隐情,但是,朝廷以"浮议误国"取代"斥和误国"的论断,却在根本上肯定了义理,敷衍了清朝对于朝鲜反清言论的问责,以实际行动平息了朝野上下对于斥和论的非议。这就为协调战后各派间利益关系、加强国家政治稳定,提供了有利契机。

“丙子之役”及战后清鲜交涉的几个问题

由于朝鲜长期"事大"于明,与后金关系不睦,后金汗皇太极对此难以容忍,在1636年发动旨在征服朝鲜的"丙子之役"。结果朝鲜战败,清朝将朝鲜纳入到清朝的统治体系之中,直接控制了朝鲜。但是,战后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双方在关于明朝地位、贡赐数额、互市贸易、边民犯越、朝鲜助兵等问题上有诸多争端,反映出朝鲜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由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对他们的统治。后来,清军入关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并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由此朝鲜才完全转变到对清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

“丙子之役”及战后清鲜交涉的几个问题

由于朝鲜长期"事大"于明,与后金关系不睦,后金汗皇太极对此难以容忍,于是在1636年发动了旨在征服朝鲜的"丙子之役"。战争的结果,朝鲜战败,清朝将朝鲜纳入到清朝的统治体系之中,直接控制了朝鲜。但是,战后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双方在关于明朝地位、贡赐数额、互市贸易、边民犯越、朝鲜助兵等问题上有诸多争端,反映出朝鲜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由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对他们的统治。后来,清军入关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并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由此朝鲜才完全转变到对清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

《丙子日记》时代的气候和农业

本文通过《丙子日记》(Beongjaiki)探究了17世纪前半期的气候危机和农业生产状况。南平曹氏的《丙子日记》具有气候史及农业史方面的意义。《丙子日记》的记录的气候变化和《朝鲜王朝实录》及树轮研究(Tree Ring Research)结果完全一致。从《丙子日记》中可知土地的耕作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水田种麦法,但移秧法还没有普及,水田直播法是普遍采用的方法。《丙子日记》还集中体现了奴婢生产关系,奴婢们跟随南平曹氏参与了农业赋役劳动,主仆之间的关系甚至发展到相互依赖程度。

浅析清初(后金)与朝鲜宗藩关系演进与确立——以“丁卯之役”与“丙子之役”为中心

17世纪初是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期间,建州女真逐渐统一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政权后与明朝对峙。后金为了消除与明朝抗衡的后顾之忧,先是极力向朝鲜王朝示好,后经过第一次征伐将原来的"依附关系"改为"兄弟之国",继而通过第二次征伐将"兄弟关系"转升为"君臣之义",由此最终确立宗藩关系。本文将以"丁卯之役"(1627年)与"丙子之役"(1636年)为主要线索,阐述了清初(后金)与朝鲜王朝宗藩关系演进与形成过程,以便进一步深入了解宗藩体制的实质问题。

浅谈朝鲜朝丙子之役纪实文学的战争叙事——以《南汉解围录》与《江都被祸记事》为例

《南汉解围录》和《江都被祸记事》两部作品形象而真实地展示了丙子之役的全貌。两部作品的作者在战争爆发时分别滞留在南汉山城和江华岛,如实地记录了切身感受到的战争场景。《南汉解围录》是一部记录朝鲜和清朝关系、主和派与斥和派对立的重要作品。《江都被祸记事》描述的是作者亲身避难的经历。战争爆发,受害最深重的是百姓。该作品还是一部以百姓的身份记录战争经历的记事。

遗爱祠丛葬坑 与丙子之灾

重庆城大扩建中,在鹅项岭下,遗爱祠边,掘出个白骨枕藉的丛葬坑.有人不胜骇异。我估计十之八九是蒋介石与刘湘留下的"遗爱",也是蒋政权收川后的第一笔"德政"。后见报上续志,果是当年劫存。刘湘被蒋介石穿了鼻子蒋介石入川是1935年3月,活动到10月尾上,主要驻重庆。

“丙子之役”相关问题考

1636~1637年皇太极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称“丙子胡乱”。以往“丙子之役”研究大多集中于清军征伐朝鲜的原因、动机,①鲜少谈及此次清军的出征、回程路线以及兵分几队等问题。关于“丙子之役”的清军行军路线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清军征伐朝鲜的决策及战略部署的考察和认识,对深入理解“丙子之役”甚为关键。问题是汉文《清实录》及朝鲜史料《李朝实录》《丙子录》对于清军的行军路线语焉不详,研究这一问题需结合满文、汉文等多语种史料。

清代榜眼王赓荣及其丙子试帖诗

王赓荣(1840-1895),字向甫,号春舫,清代山西朔州(今朔州市朔城区)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曹鸿勋榜进士第二人。官至广西浔州府知府。著有《得无切斋诗文集》《得无切斋时文试帖》等。阅卷房考官给其丙子科会试试帖诗的评语为:“清新俊逸,格律浑成。”

清代榜眼王赓荣及其丙子试帖诗

王赓荣(1840-1895),字向甫,号春舫,清代山西朔州(今朔州市朔城区)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曹鸿勋榜进士第二人。官至广西潯州府知府。著有《得无切斋诗文集》《得无切斋时文试帖》等。阅卷房考官给其丙子科会试试帖诗的评语为:“清新俊逸,格律浑成。”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明清之际朝鲜士子心态与“胡乱”汉文小说

1627—1636年,朝鲜半岛两次遭后金侵犯,朝鲜王朝战败投降。数年后,明清更迭,满清政权入主中原。由于明王朝与朝鲜王朝特殊的宗藩关系,朝鲜士子无法接受朝鲜降胡、皇明亡国的历史事实,普遍认为,朝鲜王朝的“负义”行为直接导致明王朝的灭亡。为此,朝鲜士子心态复杂,深深陷入政治道德危机之中。朝鲜王朝为了摆脱这一政治文化困境,尊明宗周,强调春秋大义,重构儒家文化秩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朝鲜小说家创作了《姜虏传》《林庆业传》《金英哲传》等“胡乱”小说,突出表现了“胡乱”期间士子文人的英勇形象,弘扬忠义观念,对于朝鲜儒家文化观念的重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由宋时烈传记文学看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

宋时烈是朝鲜朝政治派别“老论”的首领,北伐论的领军人物。明清交替时期,宋时烈撰写了《三学士传》《闵龙岩垶传》。这两部传记主要对丙子战争结束后的重要事件及人物事迹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三学士传》中除了斥和派的代表,还描写了舍生取义的金尚容、尹宣举和洪翼汉家人的悲壮死亡。而《闵龙岩垶传》则高度集中地叙述了闵垶一家集体自杀的情况,称此为大义之举,并高度赞誉他们的生死观。

俞琰生卒年新考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以《周易集解》为代表的易之正传及以《易外别传》为代表的易之别传,共同建构了他独具特色的丹道易学,当下学界对俞琰及其易学的研究渐为广泛,但对俞琰生卒年细加推敲的文章并不多。本文在前人考据资料的基础上,再从俞琰人生历程所留下的诸多杂记著录,彼此印证、仔细考察以确定俞琰的生卒之年。

黄生《杜诗说》校点琐议

基于肯定了校点者李霜琴对黄生在《杜诗说》中的认真校点,认为经校勘后的《杜诗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校点本,同时,给李校本中对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本的校改、避讳字的处理和校本等问题提出了看法,以期《杜诗说》校点进一步完善。

满洲八旗参领季思哈事迹考

季思哈,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天命初年归顺努尔哈赤,跟随清太祖、太宗皇帝南征北讨,建功立业。季思哈在对明作战、收服东海女真、征讨朝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金(清)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17世纪上半期东亚牛瘟流行史述论

牛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家畜传染病,对农牧业危害极大。17世纪上半期,朝鲜、日本境内曾相继爆发牛瘟;同时期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亦有受到牛瘟侵袭的迹象。来自内亚草原的牛瘟病毒在边境人畜和物资流动的过程中,凭借其高传染性得以跨越长城、鸭绿江、日本海,最终横扫东亚;其高感染率与致死率也令当时各国束手无策,对东亚各国农业经济造成冲击。尤需指出的是,牛瘟是造成明末华北饥荒与动乱的元凶之一,亦是明清易代进程中值得关注的因素。

俞琰生年卒年考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道教学者,很多学者曾从道教内丹修炼和易学史的角度对俞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可是对其生年卒年却无法得出较为一致的明确结论。本稿考察了与俞琰有关的各类文献,对俞琰的生年卒年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考订。

高山景行 精严淹博——为纪念刘君惠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

刘君惠先生小传先生名道和,字君惠,号佩蘅,以字行。四川成都人。1912年10月27日(壬子年庚戌月丙子日,农历九月十八日)生。先生1937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1937年至1941年任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教员,1941年至1947年任四川大学、金陵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7年至1948年任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授,1948年至1949年任中国公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南林文法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代院长,1949年以后任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新近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活字本一册(第八卷),可以纠正笔者此前关于流传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周曰校甲本的见解,亦有助于对现藏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朝鲜刻本年代的认定。《朝鲜王朝实录》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指应是朝鲜活字本,不是翻刻本,其所使用的是从1516年开始到壬辰(1592)抗倭战争之前一直使用的铜活字(丙子字),其原本在中国刊行后,于1560年初中期在朝鲜被重新印出,它是韩国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另外,从版式、纸张来看,丁卯年耽罗刊记的朝鲜翻刻周曰校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并非翻刻于隆庆元年(1567,丁卯),而是60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丁卯)。朝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