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之役”及战后清鲜交涉的几个问题

由于朝鲜长期"事大"于明,与后金关系不睦,后金汗皇太极对此难以容忍,在1636年发动旨在征服朝鲜的"丙子之役"。结果朝鲜战败,清朝将朝鲜纳入到清朝的统治体系之中,直接控制了朝鲜。但是,战后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双方在关于明朝地位、贡赐数额、互市贸易、边民犯越、朝鲜助兵等问题上有诸多争端,反映出朝鲜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由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对他们的统治。后来,清军入关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并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由此朝鲜才完全转变到对清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

“丙子之役”及战后清鲜交涉的几个问题

由于朝鲜长期"事大"于明,与后金关系不睦,后金汗皇太极对此难以容忍,于是在1636年发动了旨在征服朝鲜的"丙子之役"。战争的结果,朝鲜战败,清朝将朝鲜纳入到清朝的统治体系之中,直接控制了朝鲜。但是,战后两国的关系并不融洽,双方在关于明朝地位、贡赐数额、互市贸易、边民犯越、朝鲜助兵等问题上有诸多争端,反映出朝鲜人在心理上很难接受由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对他们的统治。后来,清军入关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并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由此朝鲜才完全转变到对清忠诚事大的轨道上来。

浅析清初(后金)与朝鲜宗藩关系演进与确立——以“丁卯之役”与“丙子之役”为中心

17世纪初是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期间,建州女真逐渐统一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政权后与明朝对峙。后金为了消除与明朝抗衡的后顾之忧,先是极力向朝鲜王朝示好,后经过第一次征伐将原来的"依附关系"改为"兄弟之国",继而通过第二次征伐将"兄弟关系"转升为"君臣之义",由此最终确立宗藩关系。本文将以"丁卯之役"(1627年)与"丙子之役"(1636年)为主要线索,阐述了清初(后金)与朝鲜王朝宗藩关系演进与形成过程,以便进一步深入了解宗藩体制的实质问题。

浅谈朝鲜朝丙子之役纪实文学的战争叙事——以《南汉解围录》与《江都被祸记事》为例

《南汉解围录》和《江都被祸记事》两部作品形象而真实地展示了丙子之役的全貌。两部作品的作者在战争爆发时分别滞留在南汉山城和江华岛,如实地记录了切身感受到的战争场景。《南汉解围录》是一部记录朝鲜和清朝关系、主和派与斥和派对立的重要作品。《江都被祸记事》描述的是作者亲身避难的经历。战争爆发,受害最深重的是百姓。该作品还是一部以百姓的身份记录战争经历的记事。

“丙子之役”相关问题考

1636~1637年皇太极征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称“丙子胡乱”。以往“丙子之役”研究大多集中于清军征伐朝鲜的原因、动机,①鲜少谈及此次清军的出征、回程路线以及兵分几队等问题。关于“丙子之役”的清军行军路线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清军征伐朝鲜的决策及战略部署的考察和认识,对深入理解“丙子之役”甚为关键。问题是汉文《清实录》及朝鲜史料《李朝实录》《丙子录》对于清军的行军路线语焉不详,研究这一问题需结合满文、汉文等多语种史料。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满洲八旗参领季思哈事迹考

季思哈,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天命初年归顺努尔哈赤,跟随清太祖、太宗皇帝南征北讨,建功立业。季思哈在对明作战、收服东海女真、征讨朝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金(清)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17世纪上半期东亚牛瘟流行史述论

牛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家畜传染病,对农牧业危害极大。17世纪上半期,朝鲜、日本境内曾相继爆发牛瘟;同时期中国的东北和华北亦有受到牛瘟侵袭的迹象。来自内亚草原的牛瘟病毒在边境人畜和物资流动的过程中,凭借其高传染性得以跨越长城、鸭绿江、日本海,最终横扫东亚;其高感染率与致死率也令当时各国束手无策,对东亚各国农业经济造成冲击。尤需指出的是,牛瘟是造成明末华北饥荒与动乱的元凶之一,亦是明清易代进程中值得关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