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重组利润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基于业绩承诺制度的研究

基于并购重组利润监管政策,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业绩承诺制度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结果发现:并购时有业绩补偿承诺与被并购企业金融化显著负相关;货币政策越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越高,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作用机制为:业绩补偿承诺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激励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地,金融资产特征方面,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波动性、短期金融资产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业绩补偿承诺特征方面,有较高补偿金额、虚高承诺、双向补偿、使用现金支付的业绩承诺协议可以更大程度地抑制企业金融化。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业绩承诺制度可以改变企业信息环境和管理层逐利方式,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实现企业健康发展,说明并购重组中的利润监管政策可以产生显著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

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应对: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及其反思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借壳上市具有多重交易属性,但其核心在于控制权交易。具有中国特色的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在出台之初用于应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对实证法规则的考察表明,监管机构试图转变其定位,将其同时用于应对借壳上市中的控制权交易风险。分析借壳上市中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实际运行的直接、间接机制可知,其无法应对控制权交易的风险,甚至会向借壳方股东施加采用短视、违法经营行为的负面激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观察,业绩补偿承诺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既有监管规则和交易实践的一种延续。

商誉、准则与制度:万亿商誉资产之谜

本文从商誉的经济实质出发,结合我国商誉会计准则和并购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分析商誉在形成、确认和后续计量中的关键冲突问题并给予理论和制度解释。本文先从会计准则层面分析了商誉确认会计准则的内在假定与现实条件的冲突,认为现实条件下基于现行准则确认的商誉天然包含了部分“杂质”和“噪音”。聚焦并购业绩承诺制度,本文深入剖析了并购业绩承诺制度设计缺陷和衍生的代理冲突异化,并实证检验业绩承诺制度对并购溢价、商誉确认以及未来商誉减值的影响。检验发现,并购业绩承诺使得并购溢价和商誉确认金额更高,加大了未来商誉减值概率。进一步,本文发现并购业绩承诺制度降低了商誉的价值相关性。本文认为,“倒挤式”商誉确认准则下,并购业绩补偿承诺制度的“低成本承诺”缺陷和衍生的代理问题变异,最终引致“商誉(减值)乱象”。为加强会计准则与市场监管制度之间应有的动态匹配性,本文还就并购业绩承诺制度的完善、商誉资产初始确认与后续处理的会计准则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