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高了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使得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得到了显著的增强;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更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公司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也使得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公司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公司的高管业绩薪酬敏感度有一定的提高。

管理层权力、治理结构与薪酬业绩敏感度

通过对2005～200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呈现寻租属性,表现为与非管理层权力型公司相比,权力型公司中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降低,盈利亏损业绩薪酬敏感度非对称性显著增大。这些证据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包含无激励价值的权力租金。结果亦识别在中国,董事会独立性和股权结构是影响管理层权力寻租权衡的关键性治理结构。

家族经营权涉入对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权变影响

从家族经营权涉入的角度,考察不同治理问题情境下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差异。结果表明:在主要受第一类代理问题困扰的直接上市家族企业中,家族经营权涉入的退出,即家族企业职业化,对治理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反映为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度的降低。而在第二类代理问题相对严重的间接上市企业中,家族经营权涉入的加强,即公众企业家族化,也不利于治理绩效的好转,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度会随之降低。这说明,家族化与职业化在处理两类治理问题上的能力不同,家族化与职业化的选择应该权变而定。

增长机会、业绩风险与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度

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典委托代理理论关于业绩风险与薪酬激励强度负相关的结论没有得到稳定的支持。公司增长机会显著影响上述关系,表现为对于增长机会很小或没有增长机会的公司而言,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负相关;而对于增长机会大的公司而言,业绩风险与薪酬业绩敏感度正相关。表明基于节约激励成本的角度,蕴含较大增长机会的上市公司更适合股权与期权的激励方式。

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吗

本文利用2010年A股横截面数据考察审计费用增长与审计师变更这两种审计意见购买实现方式是否伴随着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下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审计师变更情况下,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确实显著下降,但审计费用的异常增长并没有导致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显著下降。

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差异研究——基于政府干预视角的实证分析

以2007年—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宏观制度环境和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不考虑政府干预时,民营及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当考虑政府干预时,政府干预越多,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薪酬契约的有效性或治理作用的差异,是由政府干预导致的。

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薪酬业绩敏感度的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述评

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议题,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并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型,涉及到管理学、财务学、会计学、制度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在相关研究中,多数文献把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度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和结论载体,本文将对这类研究加以系统整理和评述。

管理层业绩薪酬敏感度与企业未来业绩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业绩薪酬敏感度与企业未来业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薪酬敏感度与企业未来业绩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薪酬敏感度与企业未来业绩的相关性更低。

股权激励与薪酬业绩敏感度关系研究

现代公司制企业制度使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发生了分离,经济主体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导致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目标不一样,为统一目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管理者激励产生,最初是货币性激励,主要表现为高管薪酬,随着企业关注长期发展,股权激励得到快速发展;两种激励目标跟衡量指标都相同,本文将利用薪酬业绩的敏感度来衡量股权激励的效果,选取股权实施的公司在其实施前后各两年的薪酬业绩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股权激励与薪酬业绩敏感度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根据所得结论为股权激励提出相应建议。

相对财富关注与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分析——基于沪深A股的实证研究

"羡慕嫉妒恨"是人们相对财富关注偏好的通俗化表述。文章根据现实生活中公司高管们进行相对财富比较的事实,将标准委托代理模型中代理人绝对财富关注假设修订为代理人相对财富关注条件,以此对高管激励中的相对财富比较与薪酬激励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理论分析,并进一步采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基于相对财富关注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作为相对财富关注的代理人通常会选择与参照点的薪酬正相关的适度可变报酬,而不会选择相同期望值的无风险报酬,而且这种适度可变激励薪酬与公司会计业绩变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薪酬契约、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

在考虑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异质的前提下来检验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并通过薪酬业绩敏感度、薪酬粘性来衡量不同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与会计业绩显著负相关;薪酬业绩敏感度越大,说明缔结高管薪酬契约时赋予会计业绩的权重越大,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小,说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越好,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将会计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缔结与履行中所起作用的两类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进一步发挥会计业绩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

A股上市公司经理人现金薪酬与业绩真的挂钩吗?——基于CEO个体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

关于A股上市公司经理人现金薪酬与公司对外报告的会计业绩是否挂钩,已有的主流文献给出了“是”的答案。基于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CEO个体时间序列数据逐个进行回归,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CEO现金薪酬总体上并没有与其所在公司业绩挂钩,即不存在显著正向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这与主流文献基于传统面板数据下所得到的显著为正、幅值较小的研究结论截然不同。经测算,3317位A股公司CEO中只有33位具有显著为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但由于这些CEO整体现金薪酬水平偏低,实际上,随着公司业绩的变动,他们的现金薪酬变动并不大,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因此,A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和监管机构需要反思和重构包括现金薪酬与股权激励在内的经理人薪酬激励机制,学术界也应重新评估已有相关文献的结论。

高管薪酬激励、整体上市与公司业绩——基于分类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6-2016年深沪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在全样本、国企分类和不同整体上市方式下整体上市带来的前期、当期和后期的影响,全面探究了整体上市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不同类别的国企选择不同的整体上市方式,在不同时期进行整体上市,基本上都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并通过替代部分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降低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国企进行整体上市的前一年,薪酬-业绩敏感度受到减弱,公司治理结构因面临调整而暂时被降低;国企完成整体上市当年,薪酬-业绩敏感度得到增强,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提高;整体上市对薪酬-业绩敏感度不具有长期影响。

探究公允价值在高管薪酬契约中受托责任的反映

公允价值自被我国会计准则引入后,其"决策有用性"一直备受强调。而本文检验公允价值对另一财务报告目标的反映,即回归"受托责任",强调"契约有用"。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评定中薪酬业绩敏感系数及薪酬粘性的影响为视角,探究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是否能够有效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及企业所有者评价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基于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国有企业的薪酬考评机制以纳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但其较强的薪酬粘性特征有损对"受托责任"的反映。而我国民营企业尚未明显发挥其在高管薪酬评定时的作用。

企业合并商誉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3年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合并商誉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并购中确认的商誉数额对并购后高管薪酬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权激励程度可以有效弱化企业合并商誉与高管薪酬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而业绩薪酬敏感度对企业合并商誉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管理者才能、公司控制力与高管薪酬——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管理者才能、管理者和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对公司的控制力虽然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度,但管理者才能却能提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与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则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监督对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替代作用比国有上市公司更强。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2003—2007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段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由于不同行业的薪酬业绩敏感度大不相同,故选取制造业下的八个次级行业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高管薪酬变化与公司绩效变化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本期值与高管薪酬的上期值显著正相关,与公司绩效的上期值关系不大。但是不同行业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很大差别,且在业绩短期变化时,对高管薪酬的调整速度也不同。不同行业在企业业绩指标的选取上有所取舍。

管理层权力、TMT网络与高管薪酬

文章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考察TMT网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但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而TMT网络显著增强了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为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为完善我国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抑制管理层权力、规范高管之间的兼任行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