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混合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探究混合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持股比例对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民营与外资参股可以显著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国有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门槛效应,当国有股比例低于37.7%时,高管薪酬对业绩上升及下降均敏感,当高于该比例时,高管薪酬对业绩出现黏性。以上结论可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资产误定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连锁股东同时持有多家企业的股权,从而在企业之间形成了股东关系网络,为企业高管管理能力的发挥提供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股东关系网络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股东关系网络能够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研究发现,股东关系网络通过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较低或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股东关系网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劳动保护:保护员工还是优待高管?——基于业绩薪酬敏感性视角

2008年的新《劳动合同法》是否真的保护了企业的基层员工与增加企业的价值,至今学术界仍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文章利用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劳动保护对企业的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并识别该影响在员工和高管间是否有所差异,以获得劳动保护经济后果的新证据。研究发现,劳动保护降低了企业整体的业绩薪酬敏感性,降低了高管却提高了员工的业绩薪酬敏感性;考虑行业因素后发现劳动保护增加了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业绩薪酬敏感性,而且在增加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同时降低了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可以抑制劳动保护对企业业绩薪酬敏感性的不利影响。文章丰富了《劳动合同法》经济后果研究的文献,说明劳动保护法律实施需要同时考虑高管和员工的利益,实现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利共赢"的局面。

分析师关注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职业声誉和产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02-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监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同时对完善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参考价值。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财务困境、超额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财务困境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验证政府补贴对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正向调节了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是管理者攫取超额薪酬的途径之一,并改变了财务困境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会改变财务困境对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机制,降低薪酬契约的激励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和合理配置政府补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实施内部控制会减少高管利用手中职权的获利行为,从而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此,本文选取2013-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重要影响的高管权力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内部控制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三方面影响,包括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以及抑制高管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的角色。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内部控制通过抑制高管权力而进一步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结果为企业今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有效利用高管权力的中介效用,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选取2008—2014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比较了未决诉讼与已决诉讼的风险差异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同影响,验证了诉讼事项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未决诉讼;然后从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涉诉总额两个维度,对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未决诉讼的涉诉频率越高、涉诉总额越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低;最后区分公司的产权性质,发现较之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在面临未决诉讼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更为显著。

寻租抑或辩护:同业参照效应、超额薪酬增长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从同业参照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其对高管超额薪酬增长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检验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契约时采用了同业参照效应,并由此导致超额薪酬的增长;高管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己的租金攫取行为进行辩护,说明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同业参照效应的采用既存在寻租动机也有辩护动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更可能采用同业参照效应获得超额薪酬的增长,且薪酬辩护动机更强;与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高管更可能采用同业参照效应获得超额薪酬的增长,且薪酬辩护动机更强。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大制度变革,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是衡量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常用指标。文章旨在分析与检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变化以及机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治理效应。基于2002年-2008年我国A股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总体上得到了提高;机构投资者有助于提高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变化不显著;相对于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后显著提高了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

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分位数回归研究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有效解决该问题,需要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文章基于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不同分位点下行业竞争度对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行业竞争度对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正向非线性影响;(2)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处于高分位即0.70-0.90分位点时,行业竞争度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供上市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制定管理层薪酬合约确定对标数据时参考。

内部控制、环境绩效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在环境规制日益严格、环境治理好坏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制定高管薪酬契约时不仅要考虑财务绩效,也需将环境绩效纳入考核范畴。选取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财务绩效的敏感性,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强的企业环境绩效显著优于内部控制弱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强化高管薪酬与财务绩效的敏感性;内部控制弱的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会降低高管薪酬,而内部控制强的企业不存在这种现象。建议政府通过奖励与惩罚双重机制,督促企业保护环境;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合理激励高管;高管增强环保意识,辅助企业实现绿色经营,三方协力提升企业环境绩效。

研发投资、企业风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企业研发投资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资、企业风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研发投资与企业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增加研发投资导致企业风险加大,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会有所降低;进一步地,企业风险在研发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文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企业针对研发活动设计合理薪酬契约提供了决策支持。

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生命周期与创新投入

文章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选取2011—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在成长期,薪酬业绩敏感性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在成熟期,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在衰退期,薪酬业绩敏感性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因此,企业应结合不同生命周期状态,制定适合的薪酬激励措施。

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随着长期负债比例的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影响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强。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负债期限结构虽然对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期限结构工具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还有待加强。

产权性质、政府干预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3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产权性质、政府干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减轻政府干预程度有利于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更大;股权分置改革和政府干预之间表现为替代效应,即股权分置改革削弱了政府干预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更大。

会计稳健性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视角

基于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和高管薪酬管制背景,利用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就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稳健的会计行为是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重要因素,随着会计稳健性的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得到显著提高;而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司规模越大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会计稳健性的功能被部分替代,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作用受到抑制。研究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是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机制,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和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会计稳健性的本质功能,不能为追求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而轻易放弃这一会计原则。研究结论为拓展会计稳健性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对评价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推动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