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增发业绩门槛与盈余管理

Stein(1989)和Shivakumar(2000)研究了公司应对投资者打折的盈余管理策略;Fan(2007)研究了公司区别于低质量冒充公司的盈余管理策略。基于此,本文认为,公司间业绩差异会影响公司应对低质量公司冒充及投资者打折的盈余管理策略。针对中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业绩门槛变化,本文研究发现,公司公开增发前确实通过可操控应计向上盈余管理,且随着业绩门槛提高公司间业绩差异缩小,公司应对低质量公司冒充的盈余管理激励减弱,进而应对投资者打折的盈余管理水平下降,反之亦然。本文研究表明,高业绩门槛因传递公开增发公司间业绩差异缩小的信息而具有抑制公司盈余管理作用,即高业绩门槛可以筛选高质量公开增发公司。本文研究拓展了Stein(1989)、Shivakumar(2000)和Fan(2007)有关盈余管理的理论,强调公司之间博弈会影响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博弈的盈余管理效应,同时,为证监会有关发行业绩门槛政策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

基于业绩门槛监管下增发的长期表现:来自中国公开增发市场的证据

中国证监会通过设定基于业绩门槛的要求,严格控制市场的股权再融资规模。本文对1998至2010年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后的市场表现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与匹配的基准相比,我国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成熟市场中较为普遍的增发后弱势表现。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开增发后的超额收益与公司增发之前的ROE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基于ROE的业绩门槛有助于识别增发公司质量。

高管层自利与业绩承诺协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业绩承诺协议逐渐成为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顺利完成的重要契约安排,探讨其签订及条款设置的动因非常必要。本文以2011—2016年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且已完成的境内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检验高管层自利对业绩承诺协议签订及其条款设置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层自利程度越高,在并购重组中越倾向于签订业绩承诺协议;而在对业绩承诺协议具体条款设置的影响上,高管层自利程度与业绩承诺门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层自利程度越高,在业绩补偿内容方面越倾向于设置"补利润"条款,在业绩补偿方式方面越倾向于设置现金补偿条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低、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并购重组为关联交易的情况下,高管层在并购重组过程中更倾向于通过业绩承诺协议签订及其条款设置来谋求个人利益;并且发现,高管层自利不仅降低了业绩承诺协议签订及其条款设置对公司短期和长期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也降低了业绩承诺协议签订及其条款设置对高管层货币薪酬水平的积极影响。本文明确了业绩承诺协议签订及其条款设置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高管层试图通过促成并购重组交易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不但从契约条款层面揭示了业绩承诺协议产生特定经济后果的关键作用机制,而且对近年来频发的业绩承诺未达标和条款变更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公开增发公司分类转移与核心盈余异象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增发前分类转移与由此产生的核心盈余异象。研究发现,针对增发公司业绩门槛法规变化,公司公开增发前分类转移增强,可操控应计盈余管理减弱,核心盈余持续性下降,核心盈余异象增强。研究表明,公开增发业绩门槛变化使公司偏好以分类转移方式虚增核心盈余,从而改变核心盈余结构,引起核心盈余持续性下降,进一步造成投资者高估公司未来价值,导致核心盈余异象。本文不仅发展了盈余管理与盈余异象研究,还充实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成本收益权衡的研究。同时,本文丰富了分类转移动机研究,且本文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对增发公司正确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