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契约不仅能够对高管产生显著的激励效用,还能降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高管的薪酬激励是当今公司治理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的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特征,即公司业绩上涨所带来的薪酬上涨幅度明显大于业绩下降所带来的薪酬下降幅度。此外,这种薪酬-业绩的非对称特征在国有企业之中体现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管理层权力越大的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特征越严重。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尽管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作用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却鲜有文献从公司薪酬契约的视角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研究设计,在控制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并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显著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从而发挥了有效的治理作用;(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控股股东治理和董事会治理等内部治理机制存在互补效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效应在股权集中度较高和董事会规模较大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分析师跟踪、基金公司持股等外部治理机制存在替代效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外部治理作用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和基金公司持股较少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

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分位数回归研究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有效解决该问题,需要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文章基于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不同分位点下行业竞争度对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行业竞争度对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正向非线性影响;(2)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处于高分位即0.70-0.90分位点时,行业竞争度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供上市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制定管理层薪酬合约确定对标数据时参考。

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随着长期负债比例的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影响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强。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负债期限结构虽然对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期限结构工具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还有待加强。

私营企业家自信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促进还是抑制？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特征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抑制作用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关注私营企业家的个人自信特征与其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基于Aggarwal and Samwick(2006)的理论框架,选择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企业家对自己所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自我评价得分刻画企业家自信,进而构建连续型交互项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自信对其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适度自信与高薪酬两个子样本中更突出,而过度自信与自信不足这两种非理性自信特征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不明显。

产品市场竞争、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零杠杆策略

通过对现行资本结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合理开展债务融资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价值,但是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诸多企业开始采用零杠杆策略,不断减少债务规模,以有效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获取更多的留存收益。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业在采用零杠杆策略过程中因资金短缺而产生经营危机,因此对零杠杆策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本文对企业零杠杆策略受产品市场竞争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零杠杆策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零杠杆策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能够增强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零杠杆策略的相关性。

政治关联、制度差异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一直以来,上市公司的“天价”高管薪酬都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对象,研究政治关联对其影响,然后引入制度差异因素,考察不同制度水平下该敏感性受政治关联影响程度的差异。为保证企业的政治关系是企业自发性建立,而非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强加的,本文选择研究民营公司。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成反比,并且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治关联对其影响会减弱。文章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方面的经验证据,对我国民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改进也具有借鉴价值。

风险投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基于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2011—2015年沪深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察了风险投资参与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风险投资参与企业的高管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敏感性和高管股权激励与市场业绩敏感性显著较高，而高管货币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和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业绩敏感性显著较低。本文研究结论说明风险投资参与使得被投资公司的高管薪酬结构更加合理，提高了其与长短期业绩的匹配度，从而提升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

内部控制、董事会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以2011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对象,首先单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其影响,然后引入董事会结构特征,考察不同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规模环境下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在董事会独立性较高以及董事会规模较小的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更为显著。文章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方面的经验证据,以期为公司治理及政府监管提供相关指导。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盈余时效性对会计业绩薪酬契约有用性的影响

会计盈余的时效性是业绩评价中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本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薪酬-业绩敏感性较少受到盈余时效性特征的影响,企业的成长性对会计盈余的时效性作用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差异。启示是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性,能够更好发挥证券市场调节企业激励机制的内在功能,实现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与企业激励机制的良性互动。

机构持股改善了企业高管的薪酬治理吗?——基于PSM-DID模型的分析

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年-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在使用PSM+DID有效控制机构选股偏好引致的内生性前提下,检验了机构持股、机构持股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确实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操纵并提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这一作用需要机构持股相对集中才能实现,机构持股集中度成为机构投资者影响高管薪酬的调节变量。同时机构持股对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在公司业绩下滑区间薪酬影响更为强烈。此外,机构持股的薪酬影响实现,主要是通过管理层限权而实现,在高管理层权力样本组中,机构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高管薪酬契约

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越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以及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以及信息与沟通等三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的高管薪酬的契约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受到制度环境包括公司的产权性质和所处的行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提高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必须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

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其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具有显著正影响;高管权力大的公司与其它公司相比,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较低,并且薪酬—业绩波动具有不对称性,即高管薪酬与增加业绩敏感性更高,而与下降业绩敏感性更低。

薪酬委员会特征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通过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来考察薪酬委员会特征(独立性、规模以及成员平均报酬)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特征确实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国有公司而言,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尤其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时,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对于民营公司而言,当总经理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低,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薪酬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报酬对于这两类公司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都没有影响。

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基于我国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相对不够完善的背景,本文一方面从外部治理机制入手,研究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内部治理机制入手,研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我们以2007年至2013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动态GMM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我国企业来说,产品市场竞争已发展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从而替代股东对高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提高企业业绩等客观因素在高管薪酬制定中的影响。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试图说明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另一方面管理者权力的膨胀可能导致其权力凌驾于董事会之上,如果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能有效约束与监督高管的行为,就会导致其在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中谋求私利,减少企业绩效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本文为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倒挂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为薪酬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参考。

高管权力与激励薪酬操纵研究

为了研究高层管理者的权力与其激励薪酬设计的关系,对高管操纵薪酬设计的行为进行了理论建模,得出的结论是:高管权力越大,高管薪酬对事后表现更好的业绩指标具有越高的敏感性;并且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重要性越高,企业业绩的波动性越小,高管持股比例越低,高管通过操纵获得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大。以1998年至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从而为高管谋取权力薪酬的行为提供了实证依据,并且从新的角度识别了高管操纵薪酬设计的具体方式。

大股东利益侵占与高管薪酬安排——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沪深股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集中研究了大股东利益侵占对高管薪酬安排的影响。分析认为大股东利益侵占会降低公司业绩反映高管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信息含量,削弱高管薪酬的激励强度。实证研究表明,虽然,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建立起了与业绩相联系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但激励强度仍然很弱,而大股东利益侵占则进一步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进一步,低强度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减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因此,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安排,提高薪酬激励契约的有效性,需要对大股东利益侵占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