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丛编本汉魏六朝人集编刻考论

张溥编《百三名家集》以《七十二家集》为基础,而《七十二家集》又受到汪士贤所辑三种丛编本的影响。汪士贤所编三种丛编本以《二十一名家集》为最早,《诸家文集》增刻《梁昭明太子文集》和《总论》,其余各集据此编重印。《诸名家集》则以《二十一名家集》为底本而重刻,从而釐清了各丛编之间的版本关系,同时订正了版本著录中存在的讹误。根据张燮所撰《凡例》及致友人信札,阐述了《七十二家集》的编纂和刊刻情况。《百三名家集》存在随文附刻句读的特点,此当属该编影响远逾《七十二家集》的原因之一。

明刻四种丛编本汉人集考论

以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和张衡四人集为例,考察各集原本(主要是唐本)的旧貌,揭示校勘整理汉魏六朝人集不宜单纯依据丛编本,还需爬梳其原始文本资料。司马相如集的校勘表明选择丛编本作为参校本仍有其必要性。南朝隋唐时期存在文人赋作注本的单行本,推测因具备两人共同创作的文本属性而入"总集类"。

RDA与BIBFRAME对于丛编处理的分析

RDA和BIBFRAME为处理丛编设置了相关元素和属性,以描述丛编信息和揭示丛编关系。对于丛编信息的描述,RDA元素更丰富,描述粒度更细,RDA在载体表现中作丛编描述,BIBFRAME在丛编作品中作丛编描述;对于丛编关系的揭示,两者都设置了两组作品关系,且基本对应,但理论意义不同,RDA的丛编关系属于启发关系,而BIBFRAME的丛编关系属于部分关系。当前的BIBFRAME词表与转换工具对于丛编的处理存在不协调的问题,预期未来的BIBFRAME丛编处理方法仍将可能发生变化,以更好地适应RDA。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域外汉籍整理出版的选题与编校策略刍谈——以《域外文话汇刊·日本汉文话丛编》为例

域外汉籍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域外汉籍整理的选题,应充分挖掘和重视“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文献”,推进专题文献的系统整理,全方位构建专题文献体系。域外汉籍整理的编校,应着重关注书目和版本调查的全备性,标点尤其是引文引号的准确性,以及文字校勘的精当性。《域外文话汇刊·日本汉文话丛编》在选题价值和整理编校上都作出了较好的示范。

图书馆编目工作中的疑难问题解析

文章分析了编目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单卷出版物、多卷出版物、连续出版物;丛编题名、附属丛编题名;重印本、影印本;正题名中含有数字、人名汉语拼音。并通过案例进行了详细解析。

CALIS与国家图书馆丛编项著录的差异分析

在编目规则国际化的趋势下,统一编目著录规则已经成为国内编目界的当务之急。目前,CALIS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两家中心馆的编目著录规则存在一些不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提出己见,但却遗漏了丛编项著录的差异。尤其是当丛编项作为重要的著录项时,它选取、使用的字段及著录的信息等方面的差异更为严重,给书目数据检索、共建共享带来了不便。因此,CALIS和国家图书馆应该统一思想,争取早日制订出统一的编目规则。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BIBFRAME对丛编的编码方法分析

BIBFRAME为处理丛编定义了特定的丛编元素,根据LC的MARC 21到BIBFRAME 2.0转换规范,并利用BIBFRAME比较工具,分析BIBFRAME对丛编的转换方法,包括:丛编描述、丛编作品构建、丛编题名检索点、丛编关系构建。PCC的BIBFRAME处理丛编方法与LC的转换方法在丛编描述和丛编关系构建上存在差异。随着BIBFRAME的不断发展完善,丛编的处理可能发生变化。

日本人眼中的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评介

《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是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武汉博物馆组织编译的日本方面关于武汉会战的报道、战史及研究成果等资料汇编。丛书共6卷:一是《<战史丛书>武汉会战资料汇编》,收录了当时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关于武汉会战的决策命令等,记述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进程,是日本方面研究武汉会战的重要资料;二是《<朝日新闻>武汉会战报道汇编》,共分3卷,收录了《朝日新闻》关于武汉会战的新闻报道,同时收录日方关于中山舰的相关资料,动态地反应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详细过程;三是《武汉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战史选译》,包括《熊本兵团战史》和《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关于武汉会战的内容;四是《武汉会战日方图片汇编》,以当时日本出版的历史写真图片为主,也收录了战后日本部分研究著作所披露的图片,具体而直观地反应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部分表现。整套丛书对于全面而具体地了解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丛书内容带有浓厚的日方感情色彩,比如对日军作战力的吹嘘和对中国军队的鄙视污蔑等,阅读和使用时一定要注意鉴别。

关于丛编题名字段著录问题的思考

丛书名的著录混乱 ,主要是丛编题名信息的不规范 ,著录人员的认识偏差造成的。要避免这一现象 ,首先著录人员要熟悉著录规则 ,增强责任心 ,提高自身素质 ;其次 ,各馆要规范丛书著录细则 ;最后 。

对丛编编目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不同编目机构对丛编概念及其相关字段功能的理解存在差异,导致丛编书目数据混乱。为提高丛编编目的规范性,文章对影响编目质量的问题进行探讨,包括丛编题名的界定、连接字段的功能、连接字段的检索实践、丛编记录的作用、嵌入丛编题名的作用、记录连接的方法和丛编变异题名的处理。

OLCC与CUCC丛编编目差异分析

OLCC与CUCC作为我国最大的两家联合编目机构,在丛编编目方面还存着诸多差异,这不利于书目数据的共建共享。文章通过对两者编目差异的分析认为,在丛编信息选取方面CUCC做得更好些;在丛编信息著录方面OLCC的做法更值得推广,而CUCC的做法并不符合CNMARC格式的规定。

启蒙与救亡之争:从《翼教丛编》看湖南新旧两党的论争

1898年湖南新政运动成为激化湖南新旧两党矛盾的导火索,针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党,张之洞撰成《劝学篇》,苏舆收集旧党文章辑成《翼教丛编》,叶德辉则刊行《觉迷要录》,三者都试图对康梁的学术思想及其维新思想进行系统批判,其中,为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翼教丛编》和《觉迷要录》两书则较少人论及。以《翼教丛编》为中心,借助于细致梳理旧党人士的思想观点可以呈现他们的学术宗旨及思想关切。需要指出的是,旧党人士对西方技艺大多抱持积极态度,因此,新旧两党论争焦点更多地焦灼在康有为对儒学所进行的改造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上,并因此而呈现出不同于康梁的关于现代化的一种理解。

《词话丛编》中有关杜甫资料辑证

唐圭璋所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一书，钩沉简金，广罗群籍，搜辑宋至近代诸家词话八十五种，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词话丛编索引》，全书有二十余处涉及到杜甫（已知见的《索引》遗漏处亦有二十余处，见文末附录）。材料虽不多，但对我们了解...

丛编项著录问题探析

基于国家标准和业内规则,通过实例分析了丛编项225字段的著录问题,提出了225字段著录的规范做法。

《词话丛编补编》本《词则辑评》勘误

《词话丛编补编》收录的《词则辑评》主要存在如下讹误:作者姓名之误(凡3处);词牌名或词首句之误(凡46处);批语整理之误(凡270处)。兹详加校正,以供学者参考。

CALIS联合目录西文书目数据丛编著录的质量分析

通过对CALIS联合目录西文丛编规范标目的整理,详细分析了CALIS联合目录西文书目数据丛编著录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并提出了正确著录的方法和改进西文图书丛编著录质量的措施。

《词话丛编·历代词话》校读

唐圭璋先生所纂《词话丛编》,为当代治词学者案头必备之要籍。然中华书局于 80年代出版此编时 ,唐先生年事已高 ,无力亲自校点 ,书局乃不得不另请其他学者代庖。由于校点难度较大 ,校点者功力有所未逮 ,故错误丛出 ,亟待纠订。此文专就该编第二册清王奕清等《历代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