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综述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由来已久,是我国基本国情特征之一。如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把理论界对此问题探讨的一些情况,综述如下: 一。

缓解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问题观点综述

一、地区经济差距的现状 1.从社会发展总指数来看。据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发展总指数低于全国水平的16个省区基本上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和“收入分配”

东中西部经济差距的成因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东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本文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以及基础建设、人口素质等方面分析了差距成因 。

积极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是个历史过程,当务之急是阻止经济差距"急剧扩大"和"过分悬殊",以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西部开发与实现东、中部地区协调发展,是"十五"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东部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促进中西部地区更快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比较分析

近年来,从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等多个领域增速比较分析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已实现由"东高西低"向"西高东低"转换且"西高东低"现象逐渐成为常态。但是,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可持续性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压力明显增大。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各区域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利用"成本洼地"优势和抓住产业梯度转移机遇实现经济的科学崛起,东部地区则依靠体制机制、人才、创新等优势实现经济加速转型。

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长江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形成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的详细分析 ,深入探讨了长江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所带来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 ,应用G·迈达尔的回程效果理论 ,提出了改善和最终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性意见。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均取得快速的增长，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问题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例如：杨为民（1992）采用基尼系数分析了我国的区域差距，认为三大地带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是缩小的。杨开忠（1994）采用变异系数方法对各省区1952～1990年间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进行了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区域的比较研究——以东中西部地区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东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利益相差很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外资吸收能力不同。利用2002-2005年除西藏地区之外的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分别建立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我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东中部地区不显著。并且人力资本是外资吸收能力变量中与外资产生协同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

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看“十五”期间流通创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行业。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流通对社会经济的调控作用已成为“十五”期间流通创新的重要内容。我国“十五”期间的流通创新不应照搬西方已有的模式,而应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正视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流通制度、流通组织、流通业态以及流通观念等进行全方位创新。

振兴农业：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之关键

本文试图通过对区域间差距形成的原因和农业落后造成的影响的深析，唤醒人们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扎扎实实的从农业基础业抓起。并提出了振兴中西部农业的系列对策。

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信息网络应用的差距与影响

文章在阐述近年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信息网络发展与应用差距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差距及其扩大的原因与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网络应用者等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市场分割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影响路径与实证检验

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9个城市群140个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其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各城市群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市场分割具有较大差异;市场分割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存在“U”型关系,即较低程度的市场分割能够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而较高程度的市场分割则会扩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检验其中介渠道发现,市场规模和市场竞争是市场分割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中介渠道,且市场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心与非中心城市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心城市较低程度的市场分割并未带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扩大化浅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扩大化是客观事实。东中西部差距的扩大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也有暂时性的一面 ,随着历史的发展差距将会慢慢减小。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是个历史过程 ,当务之急是阻止经济差距“急剧扩大”和“过分悬殊” ,以利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STATA计量软件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从总体看,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逐步弱化,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居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三大区域看,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小,中部和西部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比较大,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高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水平;从三次产业贡献率的比重看,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中部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样的问题。

精准扶贫、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差距

本文利用县域面板数据结合2000—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系统考察了精准扶贫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以及人口流动在其中的角色扮演。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确实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效果相对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精准扶贫存在加速贫困县常住人口流失的倾向,而常住人口流失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研究显示,贫困县人口流失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激发作用明显强于其他地区;对于处在城市群或南方地区的贫困县,精准扶贫在降低其与其他地区经济差距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处在城市群或北方地区的贫困县,精准扶贫导致其流失更多常住人口。本文为认识精准扶贫的经济作用及其要素配置效应,优化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扶持策略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本文仅是对精准扶贫经济效应的短期评估,其经济潜力仍需长期观察。

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基于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运用基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集聚能显著缩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人口集聚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存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越过相应门槛值,人口集聚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越大;人口集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研究结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收敛性及成因分析

在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差异如何变化及其成因学术界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构建地区人均GDP收敛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收敛模型,利用2005—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对我国地区间人均GDP收敛性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随着人均GDP变化的收敛性及其成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一是总体而言,地区间人均GDP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都存在收敛,而且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收敛速度快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二是设备投资、第三产业发展以及政府支持是引致中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差异的重要因素。因而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也要加大人工智能的研发力度。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测评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整体及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研究,对不同时期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详细刻画,发现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数字经济发展的三个梯队。其中第一梯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而第二、第三梯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多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

互联网对省内地区收入差距影响:抑制还是促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视角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视角,在使用二阶段熵值法测度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和Gini系数法测度省内地区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结合CFPS、卫星灯光数据以及相关宏观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发展对于省内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对于省内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工作类型涉及农业、女性个体占比较多的省份会更早地进入拐点;在政府干预程度小的省份中呈现显著的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变化趋势,而政府干预程度大的省份则呈现显著的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的综合发展改善了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并且形成两条中介效应渠道——知识溢出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为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对省内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减小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加强互联网传统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用新科技和大数据为农业及相关产业赋能;大力支持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