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研究述论

已有研究成果认为,东亚书记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俄共(布)中央的机关,是共产国际负责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共产国际或俄共(布)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对华机构。通过对这些论点及东亚书记处存在的质疑,认为共产国际、俄共(布)最初对华机构经历了从远东局到东方民族部,再到远东书记处的演变过程。

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关于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地址的考证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但我们长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建党活动空间,这就是长治路177号。这里曾是上海同仁医院的发祥地。但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所在地。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曾是该报记者兼编辑,他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故这里也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陈独秀、杨明斋、袁振英等曾在此与维经斯基会面和工作。

一个被遗忘的中共建党重要纪念地——关于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地址的考证

上海长治路177号为一幢三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处在虹口区长治路、塘沽路和南挦路之间的三角地。这里曾是同仁医院的发祥地,也是《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旧址。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是以《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陈独秀商议建党事宜,并携手杨明斋、袁振英等革命者展开合作。

维经斯基初次使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第一位使华的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他借助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社、成立革命局、成立书报中心报道十月革命及苏俄建设情况,出版、译介、印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中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初次使华对中共建党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为推进世界革命,派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作为第一位代表俄共(布)奉命赴华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的重要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帮助中共做好建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干部准备。为此,他在1920年4月到1921年2月在华期间,积极帮助早期的中国革命者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俄华通讯社对十月革命进行报道,印刷出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指导各进步刊物宣传革命,创办外国语学社对进步青年进行理论教育,并从中选拔优秀者赴苏学习,等等,从而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共产国际、俄共(布)的对华机构

从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共产国际、俄共(布)都进行了直接的领导、组织和帮助,并分别有着自己的对华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华机构是依据苏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在对华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发展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之时,他们积极参与对中共中央的指导和帮助,在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过去受史料所限,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华机构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大型文献档案资料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克”的悲剧——斯托帕尼在上海

1920年2月29日晚8时,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