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

延绵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周恩来曾用"2000年友好,50年对立"予以精辟概括。纵观中日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遣隋使和遣唐使开辟的文化交流通道,在古今中外的区域交流中独树一帜,令人回味,发人遐想。千余年前造船技术落后、航海经验匮乏,日本人冒"鲸波之险",付出数以千计的宝贵生命,究竟肩负何种使命而来?对日本文明发展产生过什么影响?这些疑问如走马灯似的萦绕脑际。翻检中国史书,明代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贞元四年(788)日本"遣文明使贡物"。给遣唐使冠以"文明使"美誉,并非毫无根据。从遣隋使派学问僧学习佛教,到早期遣唐使携留学生学习法制,直至后来学习范围扩大到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唐朝政府的无私馈赠、民间僧俗的热情襄助,这些都为今日的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表率。回顾这段温馨的历史,鉴真等赴日唐人的丰功伟绩令人无法忘怀。中国的政府使节、民间商贾、佛教僧侣等,他们同样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考验,九死一生抵达日本,以各种形式推动"唐风文化"在日本扎根,从而加快了日本文明的进程,促进了奈良与平安文化的勃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当今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之时,本期组织的中日文化交流专题研究,意在围绕一个重要的历史话题深入探究中日间剪也剪不断的联系。

从明朝与日本之间国书中年号、称谓和国王印的变化看东亚关系

14世纪后期,1368年明朝建立,1392年日本结束南北朝国家恢复统一,朝鲜代高丽而立.明朝分别把朝鲜和日本纳入册封体制,东亚各国又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在明日之间的国书中,常出现年号的不同变化、缺失甚至漏写的现象,同时在日本国书中“日本国王印”时隐时现,或真或假.自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执政以来,从1456年的“带国印”到1465年换成“体信顺达”的国王私印、再到1470年的丢印、刻新印,最后直至1475年的“日本国王印”的重现,20年间连续丢印、换印、刻新印,似乎在掩饰其“日本国王印”遗失的真相.这些现象常随着两国君主的变更、局势和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不仅折射出两国的地位和关系微妙变化,也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东亚世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展开的新一轮外交博弈.

从《领选日记》看晚清时期的东亚关系

1881年,朝鲜高宗派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带领学徒工匠来到中国天津学习清朝工业制造技术,并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商谈朝美缔约一事。金允植与李鸿章、周馥等人进行了多次笔谈,为研究中朝关系、东亚关系以及世界局势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新审视

元帝国崩溃后,东亚国际秩序急需重构。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外交诏令表明:明太祖一方面刻意追寻古贤帝王,以成为"天下主",因而延续了传统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面对国与国之间互动的邦交现实,他汲取了元帝国扩张失败的教训,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更成为古代对外关系引人注目的变化。正是建立在和平邦交的基础上,15世纪初东亚实现了区域政治上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经济上官方贸易的鼎盛合作、文化上国家间的广泛认同。作为元末四次海禁的继续,明朝初期虽然也有海禁,但主要是禁止民间走私贸易;而与此同时,外交却是全方位的,与周边和海外国家的交往极为活跃,对外贸易也极其繁盛,形成了区域资源整合的新局面。

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考察——兼论中美日三国互动及地区影响

从体系变迁和实际互动两个层面,对长达200多年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经过四个阶段的互动,从异质体系的碰撞逐步转变为同质体系的互构,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逐步转变为双核竞争。美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刻下了深刻印记,无论是"门户开放"还是双边同盟体系,都将长期影响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演变。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到了一个需要深度调试的节点。如何使这种调试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太平洋沿岸各国需要以一种更为平等、包容的方式共同探索和谐共处的未来。而在国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美日三国无疑是最关键的角色。

隋唐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制度

隋唐律令制度博大精深且积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以至影响古代朝鲜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古代朝鲜、日本等国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仍保持着很多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

东亚格局与中日关系

本文所谓东亚格局,主要是指东亚地区中日美俄四大国所构成的地区大国关系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征。中日关系与东亚格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9·11”事件后,东亚格局开始发生新变化。其特点之一是,在中日美俄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处于最差状态,日本处境最为不利。这种局面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其前景值得关注。

多重复合相互依赖与东亚大国关系

在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各经济体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加快寻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步伐以及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实施,东亚的大国关系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在复合相互依赖特征日益显著的今天,追求权力与利益仍是国家间永恒的游戏,但权力的来源、表现形式与对利益的认知已经增添了新的内容。充分利用好由多重相互依赖而生的权力资源,有利于中国在与美国、日本的大国博弈中占有更多的优势,最终实现和平发展。

甲午战争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一方面同西方列强的强国英国和德国结盟,形成在东亚乃至在亚洲地区瓜分亚洲的同盟关系,一方面又通过战争手段攫取了台湾、朝鲜,进而通过战争和武力手段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取得了在东亚乃至在亚洲的政治外交主导权和发言权,成为甲午战后主导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盟主"。

试论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且兵锋直指中国。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经过七年时断时续的战争,中朝联军最终取得了胜利。作为古代东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意,源远流长的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与巩固;壬辰战争后,明政府对日本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多次拒绝其恢复邦交和贸易的要求,中日两国丧失了恢复邦交的最佳时机;战争大大恶化了朝日关系,虽然战后两国最终恢复了邦交,但战争的阴影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新范式、新问题与新因素——“9·11”事件以来东亚地区大国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的对策

“9·11”事件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变,标志着“冷战后”时代的结束。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俄、日之间的关系给东亚地区注入了新的世界政治因素,东亚局势进而显得更为复杂。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世界与地区政治新变局的挑战,妥善处理与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

又一部史与实结合的完美力作——评《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

《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一书的作者在掌握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两千年来日本和韩国的汉文学发展以及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客观梳理,深入分析,对中日文学关系、中韩文学关系做了深刻透彻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该书即有理论上的宏观把握,又做到微观上的具体实证,以史为纲,点面结合,是作者又一部史与实结合的完美力作。

论文化交流与改善东亚国际关系

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论述如何认识和运用文化交流的渠道改善东亚国际关系。论文着重从遗产与传统、桥梁与纽带、推动与借鉴、聚同与化异等四个方面，阐述文化交流在东亚国际关系和周边外交中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探讨怎样使其有助于改善邻国相处之道，促进东亚国际关系回到睦邻友好、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

聚焦乌克兰危机 探讨中美俄大国关系——“东亚大国关系的新变化”专家研讨会简讯

2014年5月22日，由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地区合作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东亚大国关系的新变化”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太平洋地区合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序三，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糜振玉，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副会长鹿守本，全国工商联原常务副主席王治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副所长罗肇鸿等领导出席会议。

朝鲜己亥东征与明朝望海埚之役——15世纪初东亚秩序形成期的“明朝征日”因素

明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在辽东半岛与对马岛,明与朝鲜对活动于黄海、渤海地区的倭寇,分别进行了望海埚之役与己亥东征两次的军事行动。经过明、朝这两次战役,14世纪末严重的倭寇问题得到了暂时的平息。两场战役看似独立发生,实则是明、日、朝三国之间围绕政治、外交与贸易问题不断冲突与交涉的结果。从两场战役之前的明朝对朝鲜、日本的外交活动,可以见到在15世纪东亚区域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明、日、朝三国所扮演的各自角色与各自目的。明代朝贡体系并非只基于明朝中心或华夷秩序,也必须适应东亚各国当时的现实状况与各国利益。

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

80年代中期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开始出现新的互动现象,相互依赖理论发现,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已使相互之间的存在“不能缺少对方”,这对国际关系的权力分配和行为体能力的发挥具有新的意义。东亚地区的现行格局是特定时代国际斗争或权力争夺的产物。90年代后期以来广泛兴起的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大多处于较低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但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正在悄悄地发生作用。东亚国际关系和格局正是在次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和相互依赖日趋紧密背景下发生着潜在变化。东亚格局中各行为体及其各自内部,在多边互动中为确保自己利益而发掘拓展行动的能力。东亚国际格局处于变动和重组的前夜。

国家利益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亚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东亚政策直接影响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形态和发展变化,而且一直掀动着当事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历史学研究者的热烈争论。从国家利益分析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有些看似顺理成章的观点,诸如由于美国"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的侵略,最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假如美国早期干涉、阻止日本在东亚的侵略,东方的法西斯就会受到遏制等,其实仍值得商榷。我们似乎已经给美国的东亚政策"赋予"了一个国际政治"伦理基础",成为美国以后国际干涉行动的理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分析主体定位游移不定,从而造成分析的逻辑关系混乱;第二,对国家利益认知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地位,及其使用的方法存在误区和不够成熟。当我们追问"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关于"国家利益"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西方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方法有其优点,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对中国易经中的思维方法给予高度重视,并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所谓中国特色的研究,应在思维方法中有所体现。对东亚和国际体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大国兴衰、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等问题,可以尝试着用易经的整体思维方法作出新的解释。

审视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

中美关系不是一对孤立的双边关系 ,而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论文论述了近代早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者的互动关系 ,对《望厦条约》、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和蒲安臣使团、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在不同时期日本、苏联、朝鲜和越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对美国当前能否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