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东亚协同体论”再考:“帝国话语”中的“近代”、“超近代”和“社会革命”

近代日本在其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建构帝国统治秩序的话语体系。而中日战争中日本使中国迅速屈服企图的失败不仅体现了日本军事上的局限,也表明日本帝国的话语秩序发生了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东亚协同体论"应运而生,三位代表性的"东亚协同体"论者分别从"近代"、"超近代"与"社会革命"的视角,尝试修复帝国的话语秩序。然而这一努力最终未能克服帝国话语的困境。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

昭和研究会是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著名的知识分子国策团体,集中了日本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精英"。卢沟桥事变后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后,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要维护并扩张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就要瓦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将中国对日抗战引向"合作",提出"东亚协同体论"。该理论以东西方种族、历史、文化差异为前提,以中日共同反抗西方列强压迫、实现东亚和平为旗号,试图通过所谓的中日"经济合作"与"文化提携",实现两国间的"亲善"、"共荣",共同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实现日本武力侵略达不到的目的。"东亚协同体论"发展了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主义理论,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文化"、"文明"外衣,比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更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东亚“合作”论及其本质

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向欧美列强敞开了国门,不得不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在对待开国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日本出现了以亚洲“连带”为特征的“兴亚”论,并逐渐演化为扩张日本国权的亚洲主义。这种扩张性的亚洲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战争时期衍生出“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新的东亚“合作”论。它们从地理、人种、文化和风俗等角度,阐述中日“合作”的意义,要“协同”一致,以实现“共存共荣”。侵华战争时期,东亚“合作”论从民间走向官方、从思想观念化为政府的对外政策,助力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是日本实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

1939年前后的“东亚共同体”:一个历史用语的考察

1938年底开始,为了策动汪精卫等人最终脱离国民政府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日本政府两次发表了有关"东亚新秩序"主张的声明,日本的御用文人们随即大肆渲染"东亚协同体"理论,关东军则采用了与"东亚协同体"同音的另外一个词"东亚共同体"。1939年中,为配合在华树立傀儡中央政权,日本政府在对外宣传时使用的仍然是流行语"东亚协同体"一词。但到了1940年,当汪伪政权树立起来后,日本政府内部文件却提出要在"东亚新秩序"的目标下建设一个"东亚共同体",并称该构想是"解决支那事变这一根本国策的根本"。不过该文件要求在对外宣传上应避免刺激性的语言,因此这一构想不久即改头换面,以"东亚共荣圈"的表述形式写入了日本国策。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与侵略理论——以三木清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华政策,1938年11月发布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东亚协同体"理论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广泛影响。该理论试图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找到一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革新思想"。昭和研究会的成员三木清是持"东亚协同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三木清作为政府"智囊",一面呼应政府的"东亚新秩序"口号,努力赋予政府行动的"合理性";一面试图对之做新的解释和修改。这当中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何种心态,这些知识分子与侵略理论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对之作出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