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与地区一体化

冷战后,地区一体化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东亚在地区一体化方面却远远落后。东亚一体化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地区领导核心,美国在东亚占有霸权优势,但对之并不热心;中、日两大强国缺乏共处经验,对对方的意图彼此不信任,无法发挥欧洲一体化中"法德核心"那样的作用,结果导致东亚一体化进程徘徊不前。

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与政治地理观念,华夏先民确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将与周边民族或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和其他地区间的关系。中国曾试图将方国、郡县、羁縻等国内的地方统治模式推广到全东亚,至明清才最终形成了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演进分为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与宗藩体系四种类型,标志着四个历史时期。

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遗产

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存续时间最长,调控、整合地域广的三大国际秩序之一。它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和道义魅力。实现了宗属关系与家族亲和性、结盟与互市、地缘调控与文化吸纳全方位的整合,构造了一元为主导、多元互动的国际秩序。在现代,对于如何处理相邻的大国与小国关系,如何构建未来的东亚国际合作模式,仍能给我们以启示,提供历史根据。

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

80年代中期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开始出现新的互动现象,相互依赖理论发现,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已使相互之间的存在“不能缺少对方”,这对国际关系的权力分配和行为体能力的发挥具有新的意义。东亚地区的现行格局是特定时代国际斗争或权力争夺的产物。90年代后期以来广泛兴起的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大多处于较低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但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正在悄悄地发生作用。东亚国际关系和格局正是在次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和相互依赖日趋紧密背景下发生着潜在变化。东亚格局中各行为体及其各自内部,在多边互动中为确保自己利益而发掘拓展行动的能力。东亚国际格局处于变动和重组的前夜。

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明初,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自16世纪始,倭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及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隋唐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制度

隋唐律令制度博大精深且积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以至影响古代朝鲜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古代朝鲜、日本等国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仍保持着很多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

16世纪以来西方冲击下日本的嬗变与东亚国际格局

16世纪全球航路开通,世界开始联为一体。西学东渐、激活日本,完成统一的丰臣秀吉试图颠覆东亚国际秩序,发动侵朝战争。明朝出兵援朝,丰臣独霸亚洲的帝国梦最终破产。19世纪前期欧美西力东渐,日本再次被激活,吞并琉球、韩国,劫掠中国、击败沙俄,武力崛起为地区性强国,东亚国际格局面目全非。昭和初期,军国主义群体癫狂,日本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日本发动14年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国际格局剧烈动荡。最终,日本战败投降,帝国梦与共荣圈化为泡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主导非军国主义化改革,日本第三次被激活。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日本顺势嬗变,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复杂的影响。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多重内涵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册封"为制度框架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与近代以来以实力为手段的霸权秩序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学界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在形态、特征以及历史演变进程等方面,对东亚国际秩序内涵的研究较为薄弱,且资料零散。鉴于此,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解读十分必要。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有多重内涵,华夷观是东亚秩序建构的基础,"朝贡-册封"是其形式,而中心-边缘关系则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实质。

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浅析——以机械类产品为例

本文以我国与东亚国家机械类产品(SITC7)产业内贸易为例,首先说明了SITC7在我国与东亚国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产业内贸易水平,接着从FDI、零部件贸易和公司内贸易三大方面阐述了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内在机制——东亚国际生产分工网络。同时,我国的加工贸易和“三资企业”也对产业内贸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甲午战争与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一方面同西方列强的强国英国和德国结盟,形成在东亚乃至在亚洲地区瓜分亚洲的同盟关系,一方面又通过战争手段攫取了台湾、朝鲜,进而通过战争和武力手段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取得了在东亚乃至在亚洲的政治外交主导权和发言权,成为甲午战后主导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盟主"。

试论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且兵锋直指中国。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经过七年时断时续的战争,中朝联军最终取得了胜利。作为古代东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意,源远流长的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与巩固;壬辰战争后,明政府对日本一直持不信任的态度,多次拒绝其恢复邦交和贸易的要求,中日两国丧失了恢复邦交的最佳时机;战争大大恶化了朝日关系,虽然战后两国最终恢复了邦交,但战争的阴影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前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20世纪前期的近半个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始终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东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对中国不断的侵略。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拼凑起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霸权稳定、三重螺旋与东亚国际秩序

通过对理论和现实的考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最佳模式仍然是霸权稳定模式。既有的文献仅关注了霸权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能力,忽视了对国家意志的论述,将霸权稳定的分析模式从二元结构推向三重螺旋结构,即霸权稳定模式需要建立经济、安全和意志三方面互为因果的关系。从实践层面看,在霸权国整体实力和国家意志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单一型国家单方面供给公共产品,将会导致地区秩序的不稳定。崛起国如果想和平崛起,必须实行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由崛起国国家意志演化而来的国际制度)的同时供给,实行国际公共产品的三重螺旋,才能实现霸权转移。

试论历史上东亚国际秩序与中琉边界问题

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我们称之为"东亚国际秩序",在此秩序下,中琉关系最为和谐。中琉边界也一向清楚,没有发生任何的领土纠纷,两国睦邻友好,书写了一段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佳话。

论文化交流与改善东亚国际关系

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论述如何认识和运用文化交流的渠道改善东亚国际关系。论文着重从遗产与传统、桥梁与纽带、推动与借鉴、聚同与化异等四个方面，阐述文化交流在东亚国际关系和周边外交中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探讨怎样使其有助于改善邻国相处之道，促进东亚国际关系回到睦邻友好、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

试论近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变与中日两国的选择

在近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变中,中国与日本做出了不同的历史选择。在外来列强侵略和日本的挑战下,中国丧失了东亚的中心地位,清政府试图挽救危亡的尝试也相继失败。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脱亚入欧"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利用了条约体系对华夷秩序进行破坏,同时通过参与条约体系获取了与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崛起为东亚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

战争往往是导致国际体系变迁的重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本体要素、权力结构、制度构成、观念结构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东亚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变对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为二战重大历史遗产.

东亚国际体系转型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借鉴秦亚青国际体系的相关理论研究,对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梳理。同时,还探讨了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对新时代中国外交产生的诸多影响,通过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反思,思考东亚将何去何从,中国应如何应对等问题。随着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遭遇的挑战及其治理困境被不断放大,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尤其是东亚局势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影响。

东亚国际分工格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伴随着我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之一。高科技产品出口以加工方式为主,集中在计算机、电子及通信等产业,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力军。这种状况与我国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方式与程度密切相关,日本企业主导的垂直统合型分工和以欧美企业为制高点的全球生产网络,给我国带来光鲜的出口数据的同时,通过产业链中低端锁定、降低产业关联程度等方式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技术外溢效果。因此,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开展海外并购和跨国科技合作以及突破产业链锁定重塑分工格局等方式提高我国科技产品的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