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的外交努力及东亚新格局

东亚或东亚文化圈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为基轴形成的,是中国传统“天下”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宋朝上承唐末五代割据之局而与诸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原来的“中华世界秩序”受到重大影响。其间个别统治者尤其是神宗出于构建统治合法性、恢复汉唐盛世的目的,努力推动与高丽、日本的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亚呈现出新的国家关系框架雏形,转向“东亚世界秩序”或“东亚国际秩序”。这一框架是以平等为内核,以新型国家关系为内容,以民间交流、经济文化交流为特点的。10—13世纪东亚呈现的这一共时秩序,也是三个传统国家所要经历的历史阶段的历史秩序。当这一历史秩序成为历史时,东亚文化圈就由旧系统演成新系统。

东亚一体化新格局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影响

本文分析海峡西岸经济区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以及东亚一体化发展对福建外贸增长的作用及长短期影响,研究福建融入东亚经济体系的现状,为进一步研究福建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基础。

“甲午”溯源:近代东亚格局下的牡丹社事件及其历史意涵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首次对外用兵,同时埋下甲午战争之祸根。除运用传统中日文献对此事件进行记述外,还基于西人“他者”视角对牡丹社事件进行梳理和阐释。西人对“牡丹社事件”整体呈支持日本之立场。他们认为清政府治台多有过失之处,对此横加指责,且对日本抱有怜悯之情,试图为这一侵略行径进行辩解和推脱。同时,牡丹社事件也宣告了当时东亚政治格局的全面重构:日本虽败却未失侵吞台湾之野心,不断加强军事战略准备工作;清政府对台政策由“消极”转为“积极”,积极治理并宣示主权;西方诸国则将台湾视为挑拨中日关系的重要筹码,从中进行斡旋与平衡,籍此攫取利益。

《东亚模式的新格局》评介

肇始于1997年末的东亚金融危机,不仅给东亚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冲击,同时电使学术界对东亚模式的评价产生了戏剧式的变化。然而,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热潮的消退,有关东亚模式的探讨并未取得新的进展。

汉、晋与日本关系研究

自汉代始,中日(倭)之间有了正式的政治文化关系,汉光武之诏封"汉委奴国王"、魏明帝之诏封倭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证明中日(倭)之间已建立册封朝贡制度和宗藩关系,从而构建了东亚政治新格局。此时期正是日本大和王朝统一与形成时期,由于地缘战略的驱动,开始了向朝鲜半岛扩张与殖民,并形成了东北亚政治新格局。这两种政治格局的交差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及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东亚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