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文化圈的“贤媛”书写

因汉文或文言曾作为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官方而正式的书写语言,大量汉文典籍因此产生,为后世了解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篇帙浩繁的文化典籍也包含了妇女史的书写,其中,初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贤媛”书写传统尤为值得注意。延及明清时期,“贤媛”文体均于汉文化圈诸国引发仿作。大量明清《世说》仿作的出现,反映并促使了知识妇女对于魏晋“贤媛”及其所代表的“林下风气”之自由精神的认同,导致“贤媛”精神于清末维新运动中凸显,成为妇女平权运动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及其独立自主意识的一种表达。在日本,“贤媛”仿作于德川早期出现,基于日本原有妇女史资料,“贤媛”偏才,而贞节观从未占主流。然而,不同于清末维新运动中“贤媛”居于前沿,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列女”仿作大量涌现,迅速取代“贤媛”,盖因教育妇女为其时重要社会变革目的。“贤媛”在朝鲜,协同推动了士林对于妇女诗文创作的重视;在越南,亦进入妇女生活的书写,重在表彰妇女才学智略。研究“贤媛”传统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流传衍变,不仅能够就东亚妇女史的书写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亦可对其后整个东亚社会政治学术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具体而微,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东亚汉文化圈与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本源

东亚汉文化圈一般指东亚历史上中国周边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是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都源于三皇五帝的文化。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尚书大传》《竹书纪年》等最远古的史籍中可见其同源。特别从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得以充分验证。所以说有关学者在论及朝鲜半岛文化同中华文化同样具有五千年历史也不无根据,要说有所区别,也是同根异株而已。

东亚汉文化圈中的《日本刀歌》

《日本刀歌》是东亚书籍交流史上的名作,该诗编入欧阳修《别集》,或系由王乐道父子完成。该诗系司马光任职秘阁期间所作,表达了他的文化期待地兼有对钱公辅的规讽之意《日本刀歌》司马光说的最早提出者是日本明治时期学者日下宽,杨守敬曾受其影响。从文化史的立场来看,《日本刀歌》与江户时期的佚存书观念联系密切,而朝鲜通信使在该诗的对日传播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而日本、朝鲜对《日本刀歌》所产生的种种反响,是出于对中国"礼失求诸野"文化话题的回应和关注。

“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简介

2019年,以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获得立项。该项目旨在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发出,对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古代汉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一、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共享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等共同的文化平台。

从中国文学到东亚汉文学——论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文学文化史意义

除了敦煌写本之外,东亚汉文化圈诸国也保存了海量的汉文写本文献,其中就包括为数甚多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写本。很多在中国失传的文集在日本以写本形式保存,这些佚集对于我们重访中国古代文学史多有裨益。中国文集的日本写本呈现了近代之前东亚诸国之间的书籍交流,这种交流既有书籍在中日之间的流传,也有中国典籍东传朝鲜半岛,再流传到日本而被抄写的案例。中国文集经过日本学者抄写,写本上留下了很多校读的记录、题跋,日本学者的文集中也有不少阅读中国文集后的评论性文字,以及拟效、次韵之作,形成了对中国文集的抄写、阅读,再反馈到汉文学创作中的“交流循环”,具有重要的书籍史与阅读史意义。

东亚雕版印刷术的源流与世界历史价值

在中外学者撰写的印刷史专著和世界史著作中,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雕版印刷技艺之源流与历史价值认识尚不够充分。本文认为:雕版印刷术诞生于中国并在东亚汉文化圈扩散与演进,雕版印刷术在古代东亚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东亚雕版印刷术对欧洲印刷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也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源流

国家软实力的形成主要是一国主动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是基于华人的文化行为自然产生的。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人社会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华侨华人文化并成为文化主体的过程;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内外交流过程中,华人社会文化经历了从古代影响主流文化的早夭到近代文化优势地位的初步形成,出现软实力的萌芽,再到当代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历程。

新材料、新视域与新展拓——评卞东波《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的新著《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是一部颇具创新意义的域外汉籍研究新著,本书内容分为＂域外遗珍＂、＂域外受容＂与＂域外版本＂三辑,以12个精彩的个案为读者展示了全新视域下的宋代文学研究前景。此书的创新意义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新材料的披露和引介;二是文献文化史、文本旅行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三是研究方法的开拓,即从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角来观照宋代文学文本。本书展现了作者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

公安派诗人丘坦与朝鲜作家许筠交往考论

17世纪初期,麻城公安派诗人丘坦和朝鲜作家许筠友好交往,他们将李贽、袁宏道等人的著作传播到朝鲜。许筠阅读袁宏道著作的时间比日本江户时期的林罗山、元政等人至少提前了近40年,许筠当是东亚汉文化圈中接受并传播公安派最早的一人。丘坦与许筠不仅在学术精神上默契,二人的文学思想也颇为接近。

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朝鲜半岛的传衍

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的传播过程中,教化性敕撰书的颁布和流传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明初编纂了多种类、面向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性敕撰书,如《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五伦书》《历代臣鉴》等。这类书籍东传至朝鲜半岛,不仅影响着朝鲜王朝人士对儒家伦理观念的接受,还产生出《三纲行实图》《二伦行实图》《海东臣鉴》等衍生性著作。明初教化性敕撰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传播情形,实际呈现了儒家伦理纲常思想在周边诸国的下行与实践过程。

“日韩所藏中国古逸文献整理与研究”简介

2020年,以南京大学文学院金程宇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韩所藏中国古逸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73)获得立项。该项目旨在对日韩所藏的中国古逸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并将其置于东亚汉文化圈中加以观照研究。一、课题的学术价值日韩所藏的中国古逸文献,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属于新材料。新材料的出现,可能改变古典学的研究格局和方法,但仅有新材料,没有新问题和新理论、新方法,是无法形成时代的新潮流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探索新理论和新方法。

学术主持人语

《论语》是儒家元典中的核心之作,其对东亚汉文化圈内国家的影响不亚于《圣经》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我国与韩、日、越等均有悠久的《论语》研究史,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这形成了经学的一个分支——《论语》学。欧美的《论语》学虽然不及东亚,但也具有一定的规模。

互动仪式视域下清鲜外交文书中的敬谦语

《同文汇考》是朝鲜王朝时期用汉文字撰写的外交文书集,是研究清鲜外交关系与东亚汉文字、汉文化史的重要文献。本研究以《同文汇考》“饬谕”中的敕书(清对鲜)和谢恩表(鲜对清)为语料,从互动仪式视角探讨清鲜外交文书中敬谦语的语用功能及其仪式化互动模式,并分析讨论敬谦语的使用与权利义务的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敬谦语在清鲜外交文书中可实现指称、恭维、感谢、陈述、祝颂、希冀等多种语用功能;敕书与谢恩表形成的“一(责)问一答(谢)”的仪式模式主要从规约化的体例格式与仪式化的交聘互动两方面得以呈现,其话语实现方式遵守宗主—藩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出清朝“天朝上国”“柔远怀来”与朝鲜“事大保国”的政治外交目的。此外,朝贡体系、儒家敬谦思想以及汉字域外传播的影响是造就该仪式秩序的深层动因。

《剪灯新话》在东亚各国的不同接受——以“冥婚”为例

本文以“冥婚”为例，探讨了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在接受《剪灯新话》时表现出来的不同个性，同时揭示了日本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接受汉文化这一特殊的接受途径在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中的体现，以及在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中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学特色。

赵任道诗文引经考论

儒家经典在朝鲜半岛的权威地位对朝鲜文人的诗文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朝鲜文人赵任道的诗文引经之繁复可见其影响之一斑。赵任道的诗文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尤以引《孟子》《论语》《诗经》为甚。赵任道诗文引经具有鲜明的特点,即强烈的尊朱思想,明显的实学思想倾向,儒之隐者的突显。赵任道诗文引经不仅体现了赵任道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全方位认同与接受,同时他也会根据现实需求及个人需求对儒家经典加以抉择和运用,这彰显了东亚汉文化圈的地域特色与个体独特性。

龙继栋《烈女记》东传朝鲜王朝考述——兼及明清戏曲“死文学”的价值重估

晚清龙继栋的《烈女记》不为研究者所重视,却留下了不少评述材料,甚至东传朝鲜,得到很高评价。《烈女记》的东传依托着一个流动的跨国"文学空间",折射出晚清中朝两国共同的历史境遇,还隐藏着东亚文化认同的重构问题。这一个案表明,"原生态的"戏曲文学史相比于从历史语境中剥离出的文本,要更复杂、生动,某些"平庸之作""死文学"的价值,或有重估的空间。清初沈受宏《海烈妇》的情况与此相仿佛,建议《古本戏曲丛刊》后续编选时,予以收录。《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化身千百"固然是大功德,如何"激活"其学术价值,更值得思考。因此,检省、反思清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学术传统、学术观念,已显出必要。

新冠肺炎语境下日韩两国援华的诗意表达

日韩两国在新冠肺炎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与中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援华物资包装箱上配以诗意表达,传递了与中国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集中体现在:忆往昔,山川风月、跨越时空的守望;念当下,与子同裳、风雨同舟的立场;展未来,肝胆相照、共盼春来的向往。在与中国历史渊源的深厚性、社会制度文化的相似性、汉文学的传承性、审美意识与境界的差异性中,其诗意表达的生成与传播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对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全球化背景下的诗意共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