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笔谈文献概述——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三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近代中国学奠基人、“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历来是东亚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国内外相关成果积淀深厚,但对于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主要交际方式“笔谈”的研究几乎阙如。经整理发现,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笔谈文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笔谈原稿,大体归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内藤文库各类资料清单》中标注为内藤湖南笔谈资料的有35件;二是笔谈记录,可见于内藤湖南的访华游记、日记以及内藤湖南交往的中国学人的游记、日记等。笔谈资料包含人际交往的细节、笔谈当事人的思想观点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对比传统史料中的记述,可以论证笔谈资料作为新的文献体裁具有原始性、临场感、真实性诸特点,与传统史料形成互补。

晚清政府对外话语应对与李鸿章东亚笔谈外交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外交语言逐渐被强制西语化。西语的被动使用,在近代中西公务往来乃至东西方话语的传递中,实则是一种话语权在彼的政治行为。作为晚清外交第一人的李鸿章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任用译员,推动清末整体翻译机构的建立与革新,是清王朝在逆境中的应急补救措施。李鸿章在与东方国家的交往中往往以汉文笔谈进行沟通。基于李鸿章的话语理念、外交策略以及任用翻译弊端等诸多因素考量,李鸿章所主导的一系列东亚外交笔谈,并非只是一种出自其个人嗜好的偶发现象,本质上是其外交智慧与话语理念在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笔谈残稿考论

1897年8月,流落海外的孙中山几经周旋终于在日本横滨落脚,不谙日语的孙中山唯有借助笔谈与日人交流。宫崎滔天作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名外国友人,亦主要通过笔谈与孙中山交流。长期以来,宫崎滔天家藏笔谈残稿被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孙中山与宫崎二人所书之物,事实上,却有第三人即宗方小太郎的参与。通过校勘笔谈残稿文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1)1897年8月后,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平山周也参与其中;(2)1897年11月孙中山的笔谈对象不是宫崎滔天,而是宗方小太郎;(3)依据笔谈中出现的人物、地点、时间、笔具、话题等细节,可对笔谈残稿重新排序。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汉文笔谈残稿作为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朝文人笔谈稿的形制及其流传——以清刘大观与朝鲜使者笔谈稿手卷为例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因口语交流不畅,朝鲜文人多假借笔谈方式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近年新发现的中国文人刘大观在1799年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不同于收录于“朝天录”“燕行录”文献中的笔谈整理稿,而是珍贵的笔谈原纸。该手卷不仅有助于揭示中朝文人在进行笔谈时的用纸、书写方式、敏感话题的涂抹毁弃、时间题署等笔谈稿形制,还可以借此考察笔谈稿的流传、誊录编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口头交谈的特殊史料,笔谈文献虽有重现交流现场的作用,但它大多经过事后的增删整理,研究利用时应予注意并酌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