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近代北京的市政建设

北京市政近代化的过程与东交民巷使馆区有着密切的关联。使馆界内成熟的市政体系刺激着国民对新型市政的向往,并促使晚清与民初北京政府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展近代市政建设,为北京城打开“近代化”的新局面。然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元素的进入充斥着殖民性与现代性的交锋。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北京市政建设的独立性与完整性,长远意义上,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皆对北京市政的发展造成阻碍,导致了北京近代市政的畸形发展。同时,北京的近代化发展又是在民族独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冲突同样值得关注。

五四公众外交活动中的三大疑案探析

在五四之初的公众外交活动中,数千名学生究竟何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合、游行队伍是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作为代表进入使馆区的学生到底有几人,目前仍属众说纷纭的三大疑案。关于前者,早晨说、上午8时说、上午10时说等均不可取,而下午一时说则不仅执持者众,而且也最合情理,应予采信。关于次者,准确的说法应是游行队伍整体没有进入,但是学生代表则成功进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关于后者,进入使馆区的学生代表至少应分两个批次,总数为8人或更多,其中罗家伦、江绍原、许德珩、段锡朋四人可予确认,傅斯年、狄福鼎姑且存疑,张国焘则基本可以排除。

李大钊被捕地到底在哪?

在众多宣传载体上,对于李大钊被捕地的说法不一,有说在苏联大使馆驻地被捕的,也有说在苏联大使馆的兵营被捕的,还有说在苏联大使馆西院被捕的等等,不论怎么说,前面都冠以“苏联”。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李大钊的孙子李亚中也针对某纪录片的此类叙述特别指出:李大钊“被捕的地点与苏联大使馆无关,是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兵营,守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军队军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