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传播的时空网络与死亡的区域分异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本文从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切入,采用历史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对东北大鼠疫的传播网络与死亡分异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东北大鼠疫以满洲里为首发地,蔓延东三省、直隶、山东130个县厅,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北京、保定、烟台、济南为鼠疫传播网络的主要节点;②东北大鼠疫流行期从1910年10月25日到1911年4月29日,历时197天,可分为萌芽期、扩张期、衰退期3个阶段,春节前后鼠疫流行最炽;③东北大鼠疫主要沿铁路和海路干线传播,传播方式以跨点跳跃式为主,以近邻浸染式为辅;④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但死亡的空间分异显著,哈尔滨-长春-沈阳铁路沿线区域是鼠疫死亡的重灾区;⑤东北大鼠疫的死亡分异受地理环境因素制约,寒冷的气候环境、年关的人口流动、快捷的铁路交通都是其重要因素。东北大鼠疫激发了公共卫生意识和疫情防控机制的进步,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世界历史鼠疫大流行和现代交通方式对疫情传播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末东北防疫中的“财”与“政”

清末突发的东北大鼠疫在朝野上下引发巨大恐慌,清政府花销巨额经费应对。中央政府虽然一直给东北地方施加政治压力,但并未给予太多经费支持。防疫经费绝大部分是由东北地方政府筹措解决,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要向清廷军机处、户部请款,而且要给下属府县拨款,并监督经费的筹集和使用。东北防疫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施药治瘟,而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庞大行政工程。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卫生设施满足防疫的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财力弥补卫生行政基础的薄弱,把经费主要花在建立医院和检疫所等基础设施、雇用医生和招聘巡警充任防疫人员,以及购置药品等方面。

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营口的卫生行政在列强的干涉下逐渐成型。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俄、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一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列强只有以干涉的形式迫使周边地区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营口卫生制度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