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近代“内参”传播:东北文化社组织机构研究

近代以来,"内参"成为民国政坛的关注要点,"九一八"事变前尚存的东北文化社即是典型样本。东北文化社受到国民党政权"党规"与"国法"的双重限制,被嵌入张学良主导的地方政府,具有对内指导、对外隐蔽的功能,稳固地方政权,由此展现出来的传播机制,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张学良结合"内参"的形式、以民间文化机构为掩护进行的。本文对1928年至1931年东北文化社"内参"传播机构的组成与特点、运作方式及相互间的博弈进行梳理,以图揭示这个长期被忽视的"内参"传播机构,并求略裨于新闻史研究工作。

“南北”畛域/统一中的“东北”——以赵君豪《东北屐痕记》和严独鹤《北游杂纪》为视线

上海日报公会观察团1929年5月的东北之行,不仅开中国新闻史之先河,更是搭建了一个认识和展现“新东北”的平台。检视彼时沪、沈、平、津等地各报(方)报道,特别是细读观察团重要成员赵君豪与严独鹤记述此行的长篇游记《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得见该团的发起、组织及其所受的礼遇。于中,不仅体现了东北当局与南京政府构建彼此信任关系的良苦用心,更是折射出东北人民对于国家统一和祖国怙恃的衷心拥护与热切期盼。借由“东北文化社”的安排和引导,赵君豪和严独鹤率先为南方读者开掘和呈现出东北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面向,为实现此行“引吾素不相识之南北同胞而亲若兄弟”的初衷注入了现实的动力。因为独特的历史命运和复杂的国际情势,“易帜”后的东北已经成长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内部他者”,不仅是弥合南北畛域、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而且为民族精神注入“涵受性”与“启发性”的宝贵资源,从而为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重新检视文学行动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