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东南盆地陆源海相烃源岩有机质富集机理

琼东南盆地渐新统陆源海相烃源岩是深水区的一套重要烃源岩。从盆地构造格局、古气候、沉积相和三角洲规模4个方面对琼东南盆地渐新统陆源海相烃源岩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盆地构造格局整体上控制了烃源岩的发育类型,断陷期的崖城组陆源有机质主要以近岸堆积形式形成煤系烃源岩;而陵水组(E_(3)l)陆源有机质则以河流-三角洲搬运形式形成陆源海相烃源岩。崖城组三段(崖三段,E_(3)y^(3))和三亚组二段(三二段,N_(1)s^(2))沉积期陆源高等植物最繁盛;崖二段(E_(3)y^(2))-崖一段(E_(3)y^(1))和陵水组二段(陵二段,E_(3)l^(2))-陵一段(E_(3)l^(1))沉积期次之,陆源高等植物供给充足。沉积相带控制陆源有机质的差异,同时卸载的不同形成了明显差异的陆源海相烃源岩。陆源海相烃源岩有利的发育区域为三角洲前缘-内浅海以及海底扇。大规模的三角洲可以输送更高生物通量的陆源有机质,提高了烃源岩有机质丰度,从而形成海域最为重要的一类有特色的气源岩。

中东和东南大西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灰色关联评价

为了解中东大西洋和东南大西洋渔业资源利用状况,根据FAO提供的1980—2019年两海域渔获量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评价其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研究表明,1980—2019年,中东大西洋和东南大西洋渔获量总体呈相反的变化趋势,其中中东大西洋渔获量波动增长,而东南大西洋渔获量平稳下降,且前者累计渔获量是后者的2.2倍。中上层鱼类是最主要渔获种类,底层鱼类次之。其中,中上层鱼类渔获量分别占各海域的72.03%和67.31%,两个渔区总渔获量排名前二十鱼种均以中上层鱼类为主。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1980—2019年,中东大西洋和东南大西洋的基于七大类别灰色关联度和渔获量排名前二十鱼种的灰色关联度值均大于0.7,属于高强度开发及以上状态。中东大西洋渔获量排名前二十鱼种的灰色关联值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大于0.9的年份,说明该海域正接近或正处于充分开发状态。东南大西洋基于七大类别灰色关联度和渔获量排名前二十鱼种的灰色关联度值大于0.9出现在多个年份,但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说明该海域渔业资源早期就接近于充分开发状态。中东大西洋海洋渔业资源开发正达到极限,其渔获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东南大西洋海域渔业资源经过充分开发和严格管理之后,呈好转趋势,但仍处在高强度开发状态,未来其渔获量增长有限。研究结果可为中东大西洋和东南大西洋海域渔业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距离测量及其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是中华文化全球传播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根据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国别文化维度数据,可以发现东南亚六国和中国在6个文化维度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采用Kogut和Singh的文化距离测量公式测得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六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普遍较近,这对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格局有明显的影响,与孔子学院在各国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联系。考察国际间语言文化的传播与互动应注重差异化研究。参考文化距离指数,关注东南亚国家当地中华文化资源的不同状况,有助于科学研判中华文化输入需求,总结出适应当地文化特点的高效传播模式。

琼东南盆地北部新近系三亚组遗迹组构特征及其沉积环境

琼东南盆地北部新近系地层厚度巨大,遗迹化石非常发育。在对7口取心井岩心详细观测的基础上,综合利用薄片分析、成像测井与相关实验等资料,对琼东南盆地北部新近系三亚组遗迹组构特征及其沉积环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琼东南盆地北部新近系三亚组共识别出遗迹化石14属,根据遗迹化石的类型、产状、丰度和分异度、扰动程度、生物潜穴之间的共生关系等,可划分出5种遗迹组构,其中OphiomorphaThalassinoides遗迹组构主要发育在临滨上部沉积环境中,Palaeophycus遗迹组构主要发育在临滨中部沉积环境中,Planolites-Thalassinoides遗迹组构主要发育在临滨下部沉积环境中,Phycosiphon-Planolites遗迹组构主要发育在浅海上部沉积环境中,Phycosiphon-Chondrites遗迹组构主要发育在浅海下部沉积环境中;(2)根据遗迹组构和测井相分析认为琼东南盆地北部新近系三亚组沉积环境为滨-浅海,三亚组一段的沉积环境为由滨岸向浅海过渡,而三亚组二段的沉积环境为浅海;(3)综合岩相、生物化石、遗迹组构、测井相和沉积微相分析结果,建立了琼东南盆地北部新近系三亚组的沉积模式。本项研究对指导南海北部新近系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南海岛解放进程中的环境挑战、支前难题与中共应对(1949—1950)

新中国成立前后,跨海解放东南海岛成为中共重要工作。为此,中共和解放军需应对诸多环境挑战,包括跨越汪洋大海险阻,应对风浪、潮汐袭扰,适应海岛生存环境。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共开展大规模民间船工动员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具体难题,如沿海船工和船只因战争遭受严重损失,船工和船只动员、运用殊为不易,木帆船作战稳定性不强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一方面完善支前机构、注重思想动员、保障基本权益等,另一方面着力训练军队水手、赶制机帆船、加强海洋环境知识学习、提升海岛后勤保障,从而为继续推进岛屿的解放创造基础。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铁路外交”的进展、机遇与前景

中国在东南亚的铁路外交是全球范围铁路外交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国在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的重要途径。铁路外交的实践伴随着铁路建设技术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这一基建领域的对外合作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影响,中方克服困难,取得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的成功。东南亚各国在经历世纪疫情后,主要精力投向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为中国铁路外交带来了机遇,但也随国际环境变化产生诸多阻碍。在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在东南亚的铁路外交既要总结成功经验,发挥示范效应,又要与时俱进分析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综合考量地缘因素和经济效益,为促成更多实质合作,取得更多实质进展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研究——发展历程、面临问题与现实对策

旅游外交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大陆东南亚在“一带一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深入发展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延伸意义。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经历了起步与试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全面深入阶段,目前,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挑战、旅游合作平台建设不力、互联互通不完善、旅游安全保障等问题。对此,应当深化战略沟通对接,打造中国-大陆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加强文化合作,传播好中国声音,增进民心相通;完善国际旅游产业合作的顶层设计和平台体系建设;完善旅游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跨境旅游安全合作机制。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欧盟对东南亚的水外交分析

在气候变化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欧盟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依托,利用其长期管理跨界水域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对东南亚的水外交,在提高东南亚地区水资源治理能力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欧盟重视防控因水而起的灾害,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依靠科研的基础作用,开展多层次水外交。欧盟对东南亚水外交服务欧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多层次发展,输出欧盟的发展范式与发展理念,维护欧盟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同时也面临着内部不确定、单向治理输出、合作路径分散等问题。中国要继续加强对水外交工作的中央统筹,将水外交与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性倡议进行战略性融合发展,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开展水资源治理的三方、多方合作,将战略性大项目与“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结合起来,实现“心联通”。中国应通过积极的水外交活动,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做贡献,助力世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清代黔东南地区农业技术交流研究

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为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农业科技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大量移民迁入后与当地少数民族在农作物、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及文化上都存在互相交流学习的现象,黔东南地区的农业在这一时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传入苗疆地区;另一方面,苗侗民族特有的耕作技术也被继承发展。从农业史的角度研究改土归流后汉民与贵州苗侗人民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为现今民族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策略优化:结构性错位与现代化融合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全新的高智商高科技型犯罪,当前各国犯罪侦破和司法审查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近年来,部分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量骤增。中国公安机关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通过与缅甸等国家执法部门开展大规模反电诈行动,在缅北等地区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仍有较大活动空间,且有向司法监管薄弱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以境外第三国为犯罪源头,专门针对境内外中国公民财产为诈骗目标的新型网络犯罪亟需予以持续关注。新型网络电信诈骗团伙对社会经济安全、公民财产安全产生持续系统性威胁。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具有高科技化、善变多变和反侦查意识强等特征,电信诈骗犯罪在各国间面临罪与非罪的差异、罪名与刑罚的差异,各国间法治差异、应对的不对称性和结构性错位问题给跨国电信诈骗治理带来障碍,同时也存在跨境证据收集原则差异与证据转化难问题。文章提出按照预防为先的应对思路,加快构建涉外法治体系为切入,共同推进国家间涉外法治现代化融合发展,深化跨境侦防一体化建设与完善跨境诉讼制度。通过跨境“侦查—防范”体系的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保障相结合,立法上扩大跨境技术侦查的证据来源范畴,优化跨境证据转化和有效利用,统筹协调预防犯罪,密切双边法治合作基础,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大数据警务合作发展,共同提升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治理效能。

东南亚华侨华人报业及其文化(文学)传播研究(1900—1949)——以客家华侨报刊为重点研究

中国华侨以居住在东南亚国家为大多数。先驱们经历了辛酸的“过番”之后,历经几代人的拼搏,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为了求得进一步发展,海外华侨力求在文化、经济、政治诸方面不断巩固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地位。在文化方面,广大海外华侨积极发展报业,加强中国与华侨所在东南亚聚居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他们利用报刊、杂志宣传自己的爱国思想。扩大对外、对内交流。在海外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如文学、艺术、历史、民俗等。也把东南亚诸国的思想文化传播到中国。它不断加强了海外与内地的各种沟通与链接,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得到了东南亚广大华侨的广泛支持。尤其,广大客家华侨积极发展报业,为支持中国革命与社会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渝东南彭水道场仪式音乐形态特征探析

渝东南彭水道场是在当地农村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丧葬仪式,仪程进行中始终伴随着唱腔及打击乐器的演奏。仪式音乐作为仪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厘清仪式中音乐的具体面貌及特征对于全面认识仪式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对渝东南彭水梅子垭乡道场掌坛师冯秀平、左青松等道师的访谈及实录的七天道场视频资料,整理记录了86首唱腔曲谱,及打击乐的9种主要板式,概括出了仪式用乐的类型化、程式性特征,以及唱腔旋律以重复、变奏为主的发展手法,初步呈现了道场音乐的基本面貌及特征。

中国茶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策略与启示

中国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充分利用中国茶文化的自身优势,在技术文化创新的基础上,保护茶叶资源,加强经济建设和茶文化品牌的建设,提高茶文化知识教育,提升茶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提升中国茶叶的品牌效应,将茶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推出多样化的茶文创产品,通过多种方式和产品形式传播中国茶文化,弘扬文化正能量,增加新时代茶文化的中国热度。

黔东南传统木结构民居更新适宜性技术分析

基于黔东南传统木结构民居的调查分析,以尊重民族文化和风俗,遵循适应性与灵活性、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安全性、经济性的原则,在技术策略层面上,立足于对黔东南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质量的深入评价,并充分考虑到村民的实际需求和愿望,从功能空间再生和建筑性能改良两个关键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民居更新适宜技术和方法,为黔东南地域建筑的保护更新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助于保护和传承黔东南乡土建筑文化遗产。

基于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以渝东南地区为例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本文以渝东南地区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为例,在对其项目概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渝东南地区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现状进行梳理,归结出了其特有的四种传播模式:代表性传承人及艺人传承的原真保护传播模式、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模式、大众传承的文化传播模式、产业创新的传播模式。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渝东南地区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困境,并从加大非遗音乐传播人才的培养、完善非遗音乐传播渠道、提升非遗音乐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打造非遗音乐传播特色、加强非遗文化权益保护五个方面,对渝东南地区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了研究。

东南亚华文新媒体时代下的华文文学与青年华人的族群认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新媒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其主要包括华文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平台等多种形式的网络传播平台。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悠久的传统和当代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丰富化的发展态势,新媒体时代则为其带来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东南亚华文新媒体时代下的华文文学对于东南亚青年华人的族群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为青年华人提供了交流和创新表达的渠道,还为其探索和表达族群身份提供了新平台,有利于促进青年华人的族群认同。

一本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拓新之作——《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评介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驱动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有待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其中既包括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新兴经济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也包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区域一体化的持续发展,不同地区的一体化实践超出原有区域研究的知识视野,对学界既有的区域研究概念和理论构成了新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式全球化”走向终结,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全球治理出现了向区域治理转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