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

二千余年来,“文翁兴学”的作用被无限地放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文化中心观和华夏文化正统观的作用使然。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夷夏观”在秦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进一步得到强化,由此所形成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西汉最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之一司马相如的横空出世,也被纳入到中央文化中心观和中原文化正统观的解释框架下,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文翁化蜀”等,成为解读西汉蜀地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令人景仰的文化名人的最好说词。考察相关史实和资料可以发现,司马相如与文翁并无任何关系。虽然前辈学者对此早就有研究并有所结论,但是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不加辨析地沿袭三国时期蜀人秦宓所杜撰的司马相如为文翁弟子之说,并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对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的辨析,并非只是关乎他们个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如何评价非中原文化核心区的文化体系等关键问题。汉代蜀地文化名人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