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流法学院管理之研究——以东吴法学院与东吴大学之关系为考察对象

东吴法学院堪称近代中国一流的法学院,东吴大学也因东吴法学院而名扬天下。两者的关系比较复杂,从动态来看,大体经历了放任、支持、强化管理和脱离关系四个阶段;从静态来看,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有较大的独立性,同时也有一定的隶属性,后者能长期有效地管理前者。

英美法教育在近代中国——以东吴法学院为例

在民国时期,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英美法教育取得了一定成就。从设立初衷、办学宗旨、学制安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选聘等方面考察,东吴法学院均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与有益探索。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东吴法学院的成功来看英美法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其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时代背景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东吴法学院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特定空间中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我们需要辩证地客观看待。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法律教育——以东吴法学院为中心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与西学东渐间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西学东渐多角度、多形式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变迁;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也影响和促进了西学东渐运动的发展。这种互动关系甚至推动了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它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是观察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史的良好切入点。

东吴法学院特色化研究

东吴法学院在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以下特色:生源的优质性、教师背景的多元化、开设课程具有综合性、教学方法的独特性、校园文化氛围浓厚,人才培养针对性强等,并据此总结出可供借鉴的经验。

罗炳吉与东吴大学法学院

曾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及远东美国律师协会会长的罗炳吉,对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成长与定型费力颇多。罗氏通过建言命名"中国比较法学院"奠定东吴法学院比较法基调;援教东吴法学院推广英美式教学风格;著述立说于《法学季刊》传播英美法制、文化;刊载驻华法院案例于《法学季刊》促成案例教学模式的推演。前述诸端彰显了美国法律职业群体对于中国法学教育近代化的推动,也潜移默化地促成了美国"法律帝国主义"观念在中国的演进。

近代中国比较法教育辨正——基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考察

以比较法教育作为办学方针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史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历来为学界关注。但至今的研究都没有注意到该校在比较法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教员的缺课、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诟病、比较法课程数量的锐减等,这些现象实际是西方法律教育移植后逐渐本土化过程的反映,也是中央与地方教育自主权博弈的结果。比较法课程重要性的降低,教育部及司法院对法学院发展的限制,兼职教员微薄的薪资,都对比较法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析东吴大学法学院比较法教育发生转变的原因,为反思民国法律教育的得失提供了新的视角。

巅峰何以形成——民国时期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学探悉

面对我国当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法学教育现状,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法学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应当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特有目标为基础,并通过相应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课程体系等要素的科学设计来实现。成立于1915年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以其特有的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杰出人才。在培养模式上以比较法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以判例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以广博为基础的课程体系、以司法伦理为引导的职业训练,为我国法学教育留下了一抹永不磨灭的光辉,其短暂而光辉的37年教学经验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积极的启示价值。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罗马法教育

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私立教会大学开办的法学院,是民国时期从事法学教育的重要院校之一。东吴大学法学院与民国时期绝大多数院校不同,它进行的是比较法教育;这种比较法教育的核心环节是罗马法课的开设与讲授。比较法教育的宗旨与罗马法课的开讲,与创院元老罗马法学家罗炳吉密切相关。通过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罗马法教育的开设原因、讲授内容等方面的考察,从微观层面展示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比较法教育。可以发现,它与关注制度、讲授法条以培养法曹为核心目标的大陆式法学教育明显不同;它对法文化因素的关注,对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视,在当下的法学教育改革中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52年 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

2012年,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年校庆。这一切,都源于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在法学史学家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更影响到此后20年的社会发展进程。

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论析

孙晓楼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他在《法律教育》一书中提供的有关法学和法律教育的素材和思想成果,不仅为我们认识20世纪30年代我国法学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对今天法律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某种启发和借鉴意义,特别是法学教授兼职过多、为了经济利益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对学生提供法律道德训练不足的问题等。他关于法律基础科目、法律课程编制原则、法律学校必备的设施、法学教授的任职条件等问题的分析与思考,至今仍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人物

逝者高文彬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高文彬先生,于当日凌晨3点10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是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高文彬常说的一句话。他叮嘱自己的学生,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出力。

近代在华美国法律职业群体形象的多重建构

如何对近代美国法律职业群体的在华活动作以性质界定或功能评判?是将其限定为法律帝国主义在华实践载体,即美方借以实现势力扩张的工具?抑或,将之视作西方法世界播散中的因子,即以言传身教传播法治理念、宣扬法治文明?这是聚焦角度有别所致的不同推论,也是衡量标准殊异催生的别样判定。不论前述结论的得出是基于客观立场的自然铺陈,抑或是基于道德高点的情感宣泄,均无法抹杀这一群体的客观存在及其在中国近代法制化中的角色扮演。若意图对其作以客观评价,尽可能全面掌握其在华活动则成为必需。以远东美国律师协会、美国驻华法院、北洋大学法律系及东吴大学法学院等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其在华法律执业、兼教法学院及就中国问题发表著述等,似能客观地对其见证并参与中国法制近代化转型作一注脚,为全面认识这一群体的司法、法制教育与法制宣传提供一定参考。

《抗战时期的法律人》系列报道之三:杨兆龙:营救中共“政治犯”的民国最高检察长

提起杨兆龙,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著名法学家,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末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民国最高检察长。但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为审判战犯所做的大量取证工作,对积极营救上万共产党员“政治犯”出狱,却鲜有人提及。

他全程参与了东京审判

中国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2020年9月7日去世,享年99岁。高文彬于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他全程参与了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