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的现代呈现及其流变——以20世纪40年代东吴系女作家的创作为例

吴文化具有水文化特质,跨越几千年,有其稳定的内核,但其形态因了时代变迁,也发生了一定的流变。以20世纪4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东吴系女作家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与明清时期的闺秀作家比较,可以看出,她们在保留了吴地女性刚柔相济、认同与接受吴地风物及文化气质的特点的同时,在文体选择、创作身份以及创作心态方面,都发生了改变,这恰恰是吴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后发生的流变在女性身上的呈现。

“东吴系”女作家与吴地《紫罗兰》(后)的女性定位

凭借着《紫罗兰》(后),“东吴系”女作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风靡一时,呈现出以柔为主、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东吴系”女作家在小说中建构了以女性为主导的两性关系新模式,将男性形象弱化为一个理念的符号,既有别于五四前辈女作家的女性书写,也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当时上海这座大都市快速发展的整体大环境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紫罗兰》(后)的女性定位密不可分。

无法逃离的岸边——东吴系女作家作品探析

东吴系女作家的作品围绕回忆与现实、灵魂与肉身、忏悔与牺牲的矛盾阐述了对爱与理想的渴望与坚守。从女性文学的视角出发,其爱情小说里隐藏了抗拒爱情和婚姻的复调,这背后的精神苦楚展示了特定时期女作家的人迹文心和写作特征,一定程度也代表了女性写作跨越时代的普适性苦痛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坐标轴上,她们的作品带着江南吴地传统文化精神的古典余韵,延续着"五四"性灵与意识、理想与爱的余脉,是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运动"雅俗调和试验田里的小花,补充展示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不同的风景。其对当今作家写作,亦有积极借鉴作用。

论基督教文化与程育真的文学创作

东吴系女作家程育真是一名皈依基督的理想主义者,她一直试图在文本中建立一个充满平等博爱的"理想国",然而其温婉的风格一涉及现实的洪流便转为一种理想失落的感伤。整体上看,程育真的创作具有基督教的神性色彩。

“小我”与“现实”之间:解放战争时期女性知识分子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幸福》杂志为例

民国期间上海曾有《幸福》杂志,总计出版26期。在这里,知识分子们尤其是以东吴系女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用细腻的笔触书写着这个时代的故事及他们眼中的美好生活。在解放战争前期(本文涉及的时间为1946年4月25日至1947年10月30日),作家的笔触以描写对自我意识、女性意识等“小我”为中心的思考为主,作品大多呈现知识分子们自身意识的发现与觉醒。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1947年11月30日至1949年3月1日),她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关注点也从对“小我”的关注转向对“大千世界”的关注与描绘上。

现代文学的一抹余音：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月报》

1940—1944年,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为沦陷区上海"四大名刊"之首,也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时期杂志的面貌:旧派文人编辑,一开始以旧派作家作品为主,但很快便被一批接受新文化洗礼的年轻作家所取代,表现出较强的新旧融合的趋势,也表现出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技巧、形式来传达现代西方思想观念的特征。与同时期其他杂志比较,《小说月报》的定位更为雅化,更具现实关怀,风格平和中正,也更具理论色彩。

“小姐作家”施济美

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举办“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读者调查活动。作为“东吴系女作家”领军人物,施济美以三十一票名列第四,紧随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连大红大紫的张爱玲、苏青都被她甩在身后。耐人寻味的是,与“张爱玲热”相比,施济美显然要寂寞得多。朋友陶岚影形容施济美“长得温文尔雅,又多情,又讲信义,着实是个好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