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论东周秦汉时代的乡官

乡官在东周秦汉社会是文官系统中的最底层吏员，甚至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命官，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乡官却是广大农村的最高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大职责，在监督考核制度相对疏陋之时，行政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乡官又往往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紧密粘合，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势，在乡里社会一言九鼎。因此，乡官的选任及其行政直接关系到地方的治乱和王朝的安危，对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

利用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复原东周秦汉时期岭南与海外和中原内地进行物资交换的历史实际,表明当时岭南人已具浓烈的商业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又与接受当时中原内地的文化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东周秦汉时期的惧刑心理及其对丧葬习俗的影响

先秦时期是我国刑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刑不上大夫”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是当时法律的一个显著特点。荀子云：“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必以法数制之。”①刑不上大夫，是因为春秋以前，社会教育属于官学，只有贵族士大夫才有权享受，所以他们知礼仪，如果违礼，...

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

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与风俗。它一经形成，就具备较为稳定的性质，可以长期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风俗，对特定时期的全国局势的...

考古视角所见东周秦汉简牍流变

东周秦汉时期墓葬出土简牍材料较多,此前研究多集中于简牍内容,较少从考古视角出发进行的讨论。本文通过对墓葬出土简牍材料的分段梳理发现,归属于不同文化因素的墓葬简牍在文本内容、放置位置、组合关系及相关墓葬的等级上均有差异,结合历史背景,可以认为这种差别与东周秦汉之间的文化变迁有密切关系。与此同时,墓葬出土简牍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与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不能直接将其视为楚文化影响的产物,但极有可能是由于楚地葬俗影响才使竹木文物得以保存。

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的环境、农业与工匠生活——以阚家寨遗址动植物遗存为核心

近期出版的《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以临淄齐故城阚家寨遗址考古发掘为核心详细报道了科技考古分析成果,为研究东周秦汉齐故城的气候与环境、农作物与家养动物、阚家寨冶铸遗址手工业者生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论东周秦汉铜钲

一、钲的名称 考古发现的东周秦汉铜钲,是一种铜制击奏钟体体鸣乐器。这种乐器,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都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名称。 东周时期的钲,现知带自名的大约有三例,如无者俞钲、冉钲和徐(音央白)尹钲即是。后二例分别自名为钲铖和征(成土)(城)。无者俞钲的自名由两个字构成,因铭文残泐而不可全识。据郭沫若考释,其自名的第一字从金从三黾,古音与丁、征俱近。看来,无者俞钲的自名可能也是钲铖之类。

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

自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古代私营工商阶层,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发展、繁荣,到频受打击,以至衰败的历史过程.恩格斯说过:“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作为当时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集团,私营工商阶层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确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然而,最终却在统治者的无情打击下,连遭劫难,几乎一蹶不振.回顾并研究这段历史的进程,探索当时私营工商阶层的社会作用、属性局限,及其坎坷之路,会带来耐人寻味的启示.

东周秦汉时期巴蜀文化铜戈组合制度初探

铜戈是东周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典型铜器之一,关于巴蜀文化铜戈[1]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起,冯汉骥[2]、张忠培[3]、童恩正[4]、宋治民[5]、李学勤[6]、刘瑛[7]、卢连成[8]、霍巍[9]、段渝[10]、洪梅[11]、杨勇[12]、井中伟[13]、代丽鹃[14]、赵琦茗[15]等几代学者,均对其有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

从出土石范看东周至秦汉时期石范铸钱工艺

东周时期,铜铸币开始广泛流通。铸钱工艺脱胎于青铜器范铸技术,因此早期的铸钱一般都在青铜器铸造作坊进行。在中国古代存在着石范铸造、铜范铸造和泥范铸造三大铸钱工艺传统。石范铸钱工艺的出现和主要使用阶段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早期石范铸钱非常流行,此后该工艺几近消失。本文立足于考古材料,尽可能全面搜集已出土的东周至秦汉时期不同钱币种类的石范资料,在此基础上考察石范材质选择、刻制工具、制范技术;根据背范材料、石范使用痕迹,探讨石范的合范浇铸技术,力图对石范铸钱工艺进行系统研究。在石范铸钱工艺研究基础上,又对中国古代石范铸造传统、西汉早期石范铸造工艺兴盛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石范铸钱工艺在中国古代范铸技术史上的地位做出客观评价。

论古代房中术产生的社会背景

房中术是中国古代研究性生活与养生关系的一门学问,之所以在东周秦汉时产生和发展起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东周秦汉之时,社会上淫风盛行,房中术应时而生,房中术的目标是既要保证性生活的量,又能提高性生活的质。其次,贵族阶层的一夫多妻制,客观上使家中男主人的房事任务变得非常繁重,房中术能提高男人有限性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此外,房中术中的优生种子术是宗法制度的产物。东周时兴起的房中术,就是在前人种子与房中优生的零星知识基础上发展成系统的房中优生之术。

《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上)

从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到曾子死(公元前432年)的四五十年间,《论语》曾有过三次编纂:第一次是在孔子初死(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六十四位弟子为之守丧三年,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将众弟子回忆记录的大量简书予以讨论、选择、润色、汇总,奠定了《论语》最初的格局。第二次是在三年守丧结束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孔子子弟开始分散,留在鲁国的弟子将孔门重新开张,子夏、子张、子游等少壮派弟子推举有若主持事务,并且对已经初步成稿的《论语》作了调整、修饰和增补。二十篇的框架,于这一两年间可能已见模样。第三次是在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后不久。此时,七十子已经凋零殆尽,曾门在鲁地成为最有实力的儒门学派,由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乐正子春等曾门弟子,对《论语》进行实质性的增补重修,最终形成孔学以颜、曾为圣徒的道统脉络和篇章模样。这些编纂均非"零价值",既要光大孔子形象、儒门道统,又要突出本门派最能继承"真孔子"。这就形成了首篇《学而》"子曰"、"有子曰"、"曾子曰"的排序,二十篇有公冶长、冉雍(仲弓)、颜渊、子路、原宪、子张六人上篇题,以及"四科十哲无曾子"的千古之谜。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的收获与进展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项目开展以来,通过田野调查和重点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大批东周秦汉时期的冶铁和铸铜遗存,以此为基础还开展了广泛的以科技考古为重点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和综合研究。由此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东周秦汉时期齐都临淄冶铁、铸镜和铸钱等手工业的工艺技术发展水平,对当时齐都临淄金属冶铸业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及其历时性变迁等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整个东周秦汉时期金属冶铸业的研究。

"缪篆"新证

本文把“用传世和出土文物上东周汉的文字与汉印文字对比印证”和“抽样统计”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得出：（一）王莽改“摹印”为“缪篆”，其取义的依据，应是“缪篆”具有同一个字而存在很多“形不同”的变体这一特点；（二）缪篆是东周秦汉时代对篆书少改录变而来的“俗书”或其变体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支持“缪篆”就是“摹印”，和缪篆与小篆“各为一体”的观点，同时对缪篆“是只用于私钝的“美术字”这个诊断提出驳议。

中国古代染色文化区域体系初探

本文以中国古代(以东周秦汉魏晋时期为限)的染色文化为现象,力图从染料应用、染色工艺等角度来讨论中国古代染色文化的区域体系。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全3册)简介

《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全3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淄博市临淄区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白云翔、郑同修主编)。科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全书1162页,文字230余万字。彩色图版共计320面。定价1280元。齐都临淄是中国历史上以工商业繁盛发达而闻名的东方大都市,在东周秦汉时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金属冶铸基地之一。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立足学科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