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刻本《东坡书传》考述

从藏本著录的文字内容、钤印、避讳以及版心、字体等特征,可以得出江苏大学图书馆藏《东坡书传》一书为明末万历年间凌濛初刻本这一珍贵古籍的结论。

《东坡书传》《尚书新义》《书解》三书异同论——以政治观念为中心

王安石、程颐、苏轼均有尚书学著作存世,它们的撰成年代,以王安石《尚书新义》最早,在熙宁八年,其次是程颐《书解》,在元丰年间,苏轼《东坡书传》最晚,在元符年间。三书的关系复杂,苏轼《东坡书传》在批判王安石《尚书新义》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其注解成果;同时,苏轼也受到程颐《书解》的影响,但对其解说的道德色彩深致不满。在政治观念上,程颐、苏轼与文彦博等旧党保持一致,均强调天子应“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君臣协作才能治理好天下,反对在有损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政。这与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张新法应以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产生矛盾。这是新旧两党的根本冲突之一。

朱熹对苏轼《易传》《书传》不同评价原因的探析

朱熹对苏轼《东坡易传》和《东坡书传》的评价截然不同,其原因复杂多样。本文试从内容及思想内涵角度,围绕朱熹于《东坡易传》驳斥最力的"善"和于《东坡书传》关注最多的"心"两个概念,剖析朱熹对二书截然不同的评价之原因。

苏轼《尚书》的诠释学思想

苏轼的《尚书》诠释著作《东坡书传》通过对文本形式、主题命意、文势、理势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推断经文意义并指出经书中的讹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校诠释学思想,不仅体现了苏轼跨越前代学说、以己意诠释经文的气度,也体现了他对于"理"的客观性与贯通性的体解。

论魏禧“偏至”说与东坡思想的渊源

魏禧“偏至”说远绍《人物志》和《后汉书·独行传序》,近承明代陶望龄“偏至”说。魏氏主张矫枉过正,对均衡和中庸加以反驳,因而其“偏至”说的内涵更接近于《东坡书传》以“刚柔相济”为“寡过之法”的说法。魏禧之兄魏际瑞和其姐夫邱维屏有关“独至之情”和苏氏家法、欧阳家法的论述,不仅表明易堂诸子认为魏禧“偏至”论是追摹苏轼家法的表现,而且折射了魏禧“偏至”说的背景是在文论和人性论方面都试图从苏轼走向欧阳修。魏禧在文学法度论上的创新,是在文章格调有尽的前提下,主张“无不可以为体格”的偏至之说,从而进一步超越明代文人经学的折衷倾向。魏氏法度论与苏轼以水喻文的一脉相承,为其“偏至”说与《东坡书传》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旁证。

苏轼哲学思想探讨

作为北宋文坛上开宗立派的文学家,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宋代思想界的主要学派——蜀学的领袖,苏轼在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这一点,一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蜀学不但在北宋思想界同关学、洛学、新学一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同洛学争夺正宗地位的主要对手,就是到了南宋。

三苏经学与文学论略

苏洵（1009-1066年）、苏轼（1037-1101年）、苏辙（1039-1112年），乃一门父子，人称“三苏”。“三苏”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只是为文名所掩而已。其主要经学著述如下：苏洵有《洪范图论》一卷（佚）、《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与姚辟合撰，存）、《嘉祜谥法》三卷（存）、《孟子评》一卷（存）、《六经论》六篇（存）等；苏轼有《东坡易传》九卷（存）、《东坡书传》十=三卷（存）、《东坡论语解》十卷（佚）以及《中庸论》三篇（存）、《四营十八变解》一篇（存）、《隐公是摄论》一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