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外集·蔡使君传》即《南史·蔡道恭传》辨

传世的苏轼"诗文",颇杂赝作。《蔡使君传》最早见于《东坡外集》,李寅生先生已证其非出东坡手;然《蔡使君传》并非节自《梁书》卷十的《蔡道恭传》,而是原原本本地抄自《南史·蔡道恭传》。

被忽略的現存最早東坡詞集“《東坡外集》收録詞”考論

東坡手稿在蘇軾去世後二十年間被編入補遺"東坡六集(七集)"的《東坡外集》,其中收録詞四卷是現存最早東坡詞集,成書時間早於今存東坡詞最早三種文獻(傅幹注本、曾慥本、元延祐刻本)。《外集》收録詞从數量、編次、題序等方面都显示出特有的重要價值,是一部保留了較多手稿原貌、收録詞作較爲審慎、具有編年性質的東坡詞集。今存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保存了《外集》南宋乾道後再刊本的舊貌,應作爲東坡詞源頭性文獻加以利用。

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收詞考論——兼論東坡詞現代通行文本的來源與形成

明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源出南宋孝宗朝的初編本,所收四卷詞有着與傅幹《注坡詞》、曾慥編刻本《東坡詞》及元延祐刊本《東坡樂府》不同的宋代文獻來源,使得外集本東坡詞存在較多的獨有篇目及有價值的異文。儘管外集本題序注跋存在嚴重的不同時期編者的增補删改痕迹重疊,但依然能够察見東坡詞在流傳早期的文本形態。特别是源於蘇軾手迹的跋文,更是東坡詞題序的最初樣貌。在外集整體的繫年追求下,外集本所收詞也呈現出了繫年編次的形態,反映着南宋人對東坡詞繫年的認識,是現存最早的東坡詞編年本。明人焦竑曾從明宫秘閣抄出外集,據此爲秘閣舊藏《東坡先生詩餘》補1,經茅維、毛晉相繼重編校刻後,大部分獨見於外集本的詞作逐漸得到認同,成爲可靠的東坡詞。於是外集本不僅淵源甚早,還是東坡詞現代通行文本的重要來源之一,當獲得更充分的關注。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苏文辑佚与考辨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收文超过2000篇,虽经辑佚,仍有未尽。经过逐一比对,又辑得不见于今本《苏轼文集》的佚文14篇,文同题异及互见者10篇。这些佚文都可确认为苏轼所作,其中颇有补于苏轼行实者;文同题异者其题名多以《外集》为胜;被编入不同接收者名下的小简,也以《外集》为是。在考察这些作品在不同版本中的存佚状况、文字异同及致误原因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外集》、御府本、《续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和茅维《苏文忠公全集》及四库本《东坡全集》等版本之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苏轼文集》的逐步完善,也可为全面梳理和揭示苏文的编辑历程提供线索。

從手稿到書籍--由《東坡外集》看《東坡志林》成書源流

《志林》是蘇軾原計劃寫作百篇的史學著述,僅完成的“志林十三篇”單列一卷保存於“七集”《後集》。“七集”系統之外的蘇軾零散札記手稿,在蘇軾去世後既被編爲《手澤》單行,又被具有“七集”補遺性質的兩宋之際成書的《東坡外集》收録。南宋初,《手澤》被隨意改動,與“《志林》十三篇”合編爲《東坡志林》,成爲今存通行五卷本的源頭。《手澤》今雖不存,但明刊本《東坡外集》保存了宋本收録的札記手稿文本原貌,可以據此還原蘇軾寫作場景與意圖。據此可知《東坡志林》隨意改動手稿文本原貌,屬於“第二手”文本,迄今爲止的整理本皆缺乏與《東坡外集》文本比對校勘的環節,應予重新整理。

《苏轼文集》纪年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与《苏轼诗集》堪称苏轼诗、文整理成果的双璧,其中《苏轼文集》对考订苏轼生平尤为重要。《苏轼文集》源出于南宋《东坡外集》,其中＂题跋＂与＂杂记＂两类是由久佚的麻沙书坊所刻《东坡志林》拆分而成。麻沙书坊的经营者大多出自民间,文化素养不高,刻书多以盈利为目的,拼凑、删改、

《仇池笔记》的成书来源及其价值——以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为切入点

苏轼亲自编定或寓目的“东坡六集(七集)”之外的零散手稿,在他去世后约二十年间被具有补遗“六集(七集)”性质的《东坡外集》收录。这些手稿也成为《仇池笔记》的文献来源。不同的是,《东坡外集》保存了手稿原貌,更见东坡著述本意;《仇池笔记》被编纂者随意改动,属于“第二手”文本。《东坡外集》初编初刊本虽未存,今存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基本保持了《东坡外集》南宋乾道后再刊本的旧貌,至少包含《仇池笔记》内容的“题跋”“杂记”部分可以视为宋本使用。宋代之后,《仇池笔记》以笔记体裁承载的“第二手”文本为传播东坡逸文逸事发挥了作用,功不可没。但《仇池笔记》整理本皆缺乏与《东坡外集》文本比对校勘的环节,应予补充。

《乌台诗案》明重编本文献价值平议——以苏轼“供状”的校勘比较为中心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刊八十六卷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保存有一种“乌台诗案”的记录,长期为学界所知,却未经充分利用。近年来,陆续有研究者根据这一明重编本,对“诗案”、宋代司法制度和文书行政提出新的解读,并推测这一版本可能出自北宋审刑院奏状,或出自中书门下敕牒、札子,颇具史料价值。不过,仔细校勘比对明重编本和现存的其他《乌台诗案》版本,不难发现明重编本有大量的讹误、删改和阙失,不少异文造成原文意旨的含混,甚至无视原意,妄加删节,厚诬古人,文书用语和体式的删存取舍亦杂乱无章。今日所见之明重编本似非宋刊全帙,且经历了不止一次的转抄和删编,编校者不具备法司的专业立场和严谨态度,不熟悉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和文书体式,更无统一的编录标准和方法。鉴于明重编本这一整体的文献面貌,利用此本研究“乌台诗案”应更加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