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汉译“出经”及其概念功能

从中国东方学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角度考察汉译佛经史,就会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文献中频频使用的“出经”一词,不同于后来所说的“译经”或“翻经”,具有很强的概念功能。“出经”不仅包含“檀越请出→执梵本者口翻→译者口传→笔受→理味→校定→合本”这样复杂的程序环节,还需要“讲经”(宣讲)那样的特定场所的仪式活动,以使在场僧众成为“出经”的参与者、见证者,而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翻译活动。早期“出经”的主体多是“执梵本”的外僧,本土“译”(传译)者仅仅助其传达,因而“出经”一般不称“译经”,出经场所也不称“译场”。到了佛典汉译后期,玄奘对以往的“出经”方式做了彻底的简化改革,使其成为单纯的翻译活动,并且将“翻”与“译”合二为一,针对“五翻”而提出“五不翻”,以此终结了“出经”时代,进入了中国人自主翻译的“新译”时代。

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創期的人事問題

本文從《季羡林口述史》中所述1946年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創建時的相關人事,主要是涉及吴曉鈴、石素真伉儷部分的叙述出發,圍繞二人及相關的人事聘任進行探討。本文利用北京大學所藏檔案、當事人(吴曉鈴、羅常培等)的書信、當時的報刊等資料,梳理吴曉鈴、石素真與北京大學的關係,尤其是新成立的東方語文學系的人事配置,以探求我國東方學史的一些史實,并揭示胡適、傅斯年、湯用彤等學術前輩對唯才是舉、學科爲重等信念的堅守。

中国古代“外国志记”与亚洲视域之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