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构想

"东方学"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一门学科。萌芽于16世纪,17、18世纪获得发展,确立于19世纪。因其所涉面非常广和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导致其统摄各分支学科的宏观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西方中心"立场明显的局限。由于东方学家不同的研究目的,东方学内部具有不同倾向,有"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和"科学的东方学"两种形态。我们应该着手整理中国20世纪以来的东方学研究成果,以《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研究,完善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建制;展示中国东方学的成果,与西方的东方学形成鲜明对照;促进中国与东方各国新型的国际文化关系。

再谈敦煌写卷P.2001号:学术史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书名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写卷P.2001号,是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的一份残钞。在伯希和汉文写卷目录中,它是第一号。伯希和把它编为第一号,是随意之举,还是出于一定的原因?本文根据伯希和当年在敦煌藏经洞"觅宝"时所做的日记和笔记,结合其学术经历和背景,对此进行讨论,认为伯希和此举并非偶然。这个问题看似无足轻重,此前也没有人提出过,但细究起来,却与当时英国、法国乃至欧洲的东方学学术研究和学术史密切相关。问题虽小,但以小而见大,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敦煌研究最初的情况和敦煌学学术史不无意义,也有助于准确认识敦煌写卷的三个最主要的目录,即英国目录、法国目录和北京目录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间的差异。本文同时根据这份写卷中提到的义净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一个不一样的书名,分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最早流传时的一些细节,原书的写作过程和结构,并对其中的变化及其与初唐时期政治文化变化的关系加以说明。

北京大学档案与聘请季羡林任教的时间问题

北京大学的校史档案中,有一份联大时期"昆明办事处"的文件,内容是当时聘请教员的名单,名单中包括季羡林。文件末尾有月日而无年份。在1998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中,这份文件排列在昆明办事处1942年与更早时间在昆明签发的几份文件之间,这不免让人生出疑问,难道北京大学聘请季羡林任教之事也是在1942年吗?文章分析此事不可能,进而得出结论:北京大学的昆明办事处在北大回到北平后仍然运作了一段时间,上列的第2、第3两份文件虽然属于昆明办事处,但实际是1946年6月和5月在北平签发,与此事有关的人有当时参与其事的汤用彤、郑天挺和傅斯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