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发展的文明反思——《亚洲与东方学研究》评析

《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一书主要阐述了什么是文明,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多元以及形成的缘由。同时也回答"何谓亚洲",即亚洲的特质是什么?由此探寻亚洲文明发展的规律与路径。其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别具一格,对于东亚文明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世界文明的存在是多元的。自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思想大师都留下了众多关于文明的经典分析,为我们分析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行程提供了宏大的视野和缜密的理路。

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1943）究竟是学者还是强盗？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发表王冀青撰写的《斯坦因对东方学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他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但是，他在中亚探险过程中，从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发掘并劫走力量的珍贵文物，其最主要者如甘肃敦煌莫高画、刺绦品；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基地出土窟藏径洞中一万余卷古文书和数百幅绢的古文书。

东方学研究中心概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1年，名誉主任顾也力教授，主任陈多友教授。其依托单位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该学院成立于1970年，办学历史悠久，学科门类较为齐全，专业发展特色鲜明，科研、学术资源丰富，综合比较优势十分突出。学院现下设日语语言文学、印尼一马来语言文学、泰语言文学、越南语言文学、朝鲜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言文学以及印度语言文学等七个专业，目前正在申报老挝语语言文学、束埔寨语言文学、缅甸语言文学学科，汇聚了开展东方学研究的庞大的人才队伍。

20世纪俄罗斯主要汉学学派及当前汉学研究现状分析——评《20世纪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词汇学研究》

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尤其中俄两国是彼此最大的邻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俄两国的文化,是中俄两国人民了解与理解彼此的现实需要。当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才能消除隔阂与误解,进行良好的沟通。俄罗斯汉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同时也使俄罗斯汉学研究在汉学研究界占据了重要位置。20世纪,一些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开始成为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类汉学研究机构主要有五所,分别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其各自有着自己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着自己的研究优势与研究成果。

捷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介

捷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介巴桑卓玛一、概况捷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创建于１９２２年，宗旨是促进和推动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方学研究。当时研究所拥有一批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包括阿拉伯学家Ａ·穆斯奥（１８６８￣１９４４年），埃及学家Ｆ·莱克萨（１８７６￣１９６０年...

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

苏联西藏学的研究在世界藏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沙俄时代早期开始对于西藏的研究即已初具规模;(2)沙俄境域控制范围内的布理亚特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图瓦人所信仰的喇嘛教乃从西藏传入,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3)在藏文史籍的翻译和研究上苏俄学者的贡献较其它国家为大;(4)苏联的藏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外首屈一指;(5)十月革命后。

战後日本东方学研究概况

战后日本东方学的特点，就是日益向进步方向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同时，日本学者们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经济、思想等问题时，也密切地结合着他们本国史上的根本问题。

日本人与敦煌学

议及敦煌学与日本人,目前可以从三个侧面来考察。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敦煌学研究的进展上日本人做出过怎样的贡献,这对我们来说是同研究史、学术史相关联的不容忽视的论点;其次是在敦煌研究方面日本人的特殊性,日本敦煌学的特征等观点,这也是日本人从来不太自觉地讨论,但又值得讨论的课题;第三个侧面是敦煌研究对日本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对此也可以说是至今接触很少的一个分野。八十年代,丝绸之路热遍及几本,在大部分国民通过电视和电影熟悉了敦煌、每年逾万的日本人踏上敦煌土地的今天,对我们而言,敦煌一词如何诠释,我认为将此做为考察对象的时期已经来临。概观敦煌学的历史,追溯其发展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对印度的研究

由于其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印度在世界事务中历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印度在苏联的对外国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本文将根据笔者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对印度的研究作一较为系统的叙述和评论。

评苏联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在过去20年里,苏联对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较以前更多,但论述显得有点贫乏,最惊人的进步始于齐赫文斯基和叶菲莫夫的著作。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自60年代后期以来,在杰柳辛的领导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者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外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研究,远远超过苏联早期的汉学家,但前人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阶级斗争、中国的民族主义等,至今仍很流行。

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房的鉴定工作

苏联科学院文件防腐和修复实验室对列宁格勒分院的考古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苏联历史研究所、人文学研究所和地理社会研究所的档案库房进行了鉴定,目的在于改善档案贮存的条件。鉴定委员会里有文件防腐和修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生物学家、修复家、化学家、照相分析员,同时还有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档案馆的代表。

敦煌出土回鹘文献介绍(续)

三、回鹘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书名作《altun nglüg yaruqyaltrqlqopda ktrülmi nom iligi tiγ nom bitig》。为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S、E、Malov)于1910年在甘肃酒泉文殊沟所得,共397叶(794面),现存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支所,另外两叶(四面)为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Bergman)

黑水城出土的几件西夏社会文书考释

1909年俄国探险家П.К.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黑水城掘走大批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这批文献除大量佛经外,还包括字典、辞书、类书、法律文献,以及户籍、买卖、借贷、赋税、告牒、账籍、书信等社会文书。它们极大地丰富了西夏研究资料,拓展了西夏研究领域,为西夏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1996～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1～6册),公布了俄藏西夏汉文文书。从此,各国学者直接运用这批珍贵的资料进行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所探讨的几件文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

译文三则

1955年梅兰芳先生率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巡演，苏联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图片、报道、专访、剧评和向苏联观众介绍中国戏剧的文章，总数估计在80种左右。《译文三则》的原文都曾发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它们完全是信手译出，并没有经过刻意的筛选，然而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有几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梅兰芳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戏曲审美原则，与苏联当时最具影响的戏剧革新家梅耶荷德、塔伊罗夫所进行的探索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当时苏联最权威的东方学研究家瓦西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一点，而梅兰芳接受专访时则说：“在莫斯科我荣幸地了解到苏联艺术几乎所有体裁。梅耶荷德的绝妙作品给了我特别巨大的印象。我们打算在将来的工作中运用苏联舞台艺术的某些原理。”特别强调了梅耶荷德的成就。第二，如果我们联想到1955年4月14日在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梅耶荷德的发言，那就会感受到当时苏联不同艺术思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梅耶荷德所处的困境和他的发言包含着的深刻的潜台词。

超越汉语中心主义立场——从《梵典与华章》谈起

自二十世纪后期起，汉语学术界对东方学的建构日趋自觉和深入。对后殖民语境萨伊德式的单纯反抗被建设性的合生主义所扬弃，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向度上展开。《梵典与华章》着力阐发的中印学便是东方学家族中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学科。这本书的问世见证着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正在超越汉语中心主义立场。

西夏法典

公元1909年,俄国探险队队长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即哈拉浩特,又称黑水城)发掘大批西夏文物,其中文献部分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据戈尔巴切娃和克恰诺夫教授编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①一书载:这批西夏文献共登记出8000多号,已考定属世俗著作约60多种,佛经约370种。世俗著作除了已发表的西夏词书《文海》②《同音》⑧和《番汉合时掌中珠》④等重要文献外,西夏法典是这批文献中弥足珍贵的了。

日本的“东方学会赏”

为纪念日本全国性学术团体“财团法人东方学会”创立三十五周年，1982年2月正式设立“东方学会赏”。在该会制订的“赏规”中说，设立此赏的目的在于表彰日本从事东方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的业绩，奖励他们的工作，以资斯学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