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小说文体初探

古代东方小说有丰富的故事文学基础,另外,深厚的史传文学和说唱文学传统、强大的抒情文学话语对东方小说文体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散点透视的故事文学基因,基于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的追求,在说唱文学传统中形成的对小说叙述明晰性的注重,散文叙事过程中主体体验的表现和抒情意境的创造,这些古代东方小说文体特点在今天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

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路径:18世纪欧洲“仿东方小说”初探

“仿东方小说”是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欧洲文化中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许多欧洲哲人和作家都创作过以东方为地域背景,借鉴东方叙事传统元素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欧洲阅读公众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想象。这个在19世纪初之后销声匿迹的文化现象与启蒙时期的欧亚文化交流动态——尤其是早期东方学和早期汉学的构建——以及欧洲内部的文化变迁都紧密相关,考察“仿东方小说”有助于我们理解18世纪独有的中西互鉴格局。

阿加莎“东方小说”中的旅行书写与殖民主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了二战前后的“东方小说”,多围绕英国人在英属殖民地的险恶经历展开,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和旅行书写特征。《褐衣男子》中的“帝国凝视”赋予白人殖民者绝对的权威性和优越感,同时又“他者化”非洲土著。但是东方想象、“他者”镜像以及殖民话语权威,却在《他们来到巴格达》中被巴格达的多元混杂空间中打破和消解。这些差异与阿加莎多年殖民地生活和工作经历有关,也能从中看出她对帝国殖民扩展的反思。

《春之声》等创新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之不同

本文应用西方意识流理论,从"采用意识流手法的目的"和"意识流在小说中呈现的不同特点"两个方面,简要分析了《春之声》等所谓的东方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不同之处。

我就是佛--《千羽鹤》茶心·禅心美学论

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千羽鹤》不仅是"日本式哀伤美"美学的体现,也是川端康成的"茶心·禅心"小说美学开出的一朵"幽艳的日本散文最后的花",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小说美学之花。

格莱特的《中国故事集》与18世纪欧亚文化交流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欧洲作家热衷于在小说写作中合东西方叙事形式与文化母题,以东方为文学题材和创作契机的意愿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些借助早期东方学创作的“东方小说”一一包括中国题材小说一一是西方启蒙思想的重要表达形式。法国作家格莱特在18世纪初期创作的小说《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是已知第一部欧洲人创作的以中国人物和文化元素为主线的虚构叙事,是18世纪欧洲东方小说热潮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以灵魂转世观念为进路构建东方社会的主权观念,并隐含与早期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比较,揭示了启蒙思潮与欧亚文化交流之间的有机关联。

“中国来源”伪译《僧侣》与18世纪英国国教拯救观

出版于1769年的《僧侣》是一部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英译本为中国知识来源的伪译。小说以灵魂转世为叙事框架,重申行善获救的英国国教拯救观。小说一面借重剑桥柏拉图主义的“灵魂先在论”,认为人类的苦难植根于灵魂在先在境界所犯罪恶,解释了“恶的起源”问题;另一面吸纳《中国近事报道》所载佛教“灵魂转世论”,指明灵魂获救的途径在于行善。小说表明,英国国教在与中国佛教的对话中进一步明确了区分于其他新教传统的独特教义,其伪译形式亦展现了18世纪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