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明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近代著名藏书家伦明,毕生以续修四库为业,故号其书斋为续书楼。自1921年至1933年之间,伦明四次尝试续修四库并提要,均因故不果。收书及撰写提要的工作,只得转为依靠个人之力独自进行。1925年,利用日本庚子赔款,在京成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设人文科学研究所,以续修四库提要为首要目标。1928年至1945年间,共完成提要稿31800余篇。其中,伦明撰写的计有1900余篇,分别涉及经、史、集三部,尤以经史两部为多,是研究伦明文献学成就,及四库纂修史的重要材料。

梁启超致江庸信札解读及其对馆史研究的启示

文章对梁启超致江庸信札的内容进行释读,揭示梁启超与江庸的关系,并对致函背景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该信札客观反映了国立京师图书馆时期该馆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梁启超馆长为解决这些困难,即坚持'国立京师图书馆'名称不可变更的条件下,积极争取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国立京师图书馆三方合作的情形,是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的重要补充。信札的解读,也为图书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参考文献9。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版本辨析

通过对民国版和今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收书范围、收书来源、收书数量、参与人员、分类体系、类序与提要等方面的研究分析,进一步辨别两个版本续修提要的内容与特色,指出它们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作为“锚定点”的桥川时雄:他的交游与北京书写论考

桥川时雄怀揣亚洲主义梦想1918年来到北京,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4月被遣返。寓居北京近三十年间,桥川所处的大多数文化场域都是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不过对每一个文化场域,他都以进入中国典籍和中国知识人心灵为途径,来达成与中国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他的中国学素养接近中国传统士人学问,尤其注重学习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有别于他接受汉学教育阶段在日本所兴起的支那学和东洋学。桥川整理了大量中国典籍,绘制了北京乃至全中国文化界地图。他对“满洲”、旗人群体和文化遗民群体的关注与书写,脱离了殖民色彩浓厚的东洋史学和“支那学”理路。与大多数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者不同,他的亚洲主义,是以文字结盟的文化亚洲主义。

胡玉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修撰考述——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

清末民国重要学者胡玉缙,1927年被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机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聘为研究员,1930年代参加北平研究所组织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项目,负责撰写礼类稿件。借助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细亚历史资料中心提供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可以了解胡氏参加《续修提要》修撰工作的前期准备、交稿进程以及辞职风波等细节。这些细节可以完善人们对于1930年代《续修提要》编纂工作的认知,更可彰显胡氏的学者风范与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