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真的会走向东方吗?

近两年来,俄学界围绕俄罗斯外交政策是否应该转向亚洲进行了热烈讨论。根据学者们的主要争论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主流的务实派,另一类是偏向保守的传统派。普京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一轮大规模外访的路线图,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独联体国家是俄罗斯外交的第一重点,第二位的是欧盟国家,第三位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国家。现在就说俄罗斯外交走向东方还为时尚早,俄罗斯外交重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说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多年来,我国对托尔斯泰著作的理解主要基于俄国和欧美文化立场的阐释。而这些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对托尔斯泰一生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对托尔斯泰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缺乏重视。而这恰恰正构成托尔斯泰一生精神探索和创作的重要特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因、主题和书名含义,过去多从社会宏观的外在动因进行说明,缺乏对托尔斯泰的"具体历史性"思考,没有顾及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在他否弃了西方的进步观念之后,试图在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平)中寻求一种可以对抗滚滚而来的西方文明(战争)的力量。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内涵。而从托尔斯泰东方走向传统文明的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出《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说的拱形结构的意义。两组几乎表面无关的情节线索,形成东西方两种文明中人的不同境遇和命运的排列的鲜明对照,把两位同样可爱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引向不同的结局。对小说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读,不再是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关于《复活》书名的辨析和超越的路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加以诠释。在以基督教的关键词"复活"命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蒙受神恩救赎而复活,而是像中国人那样的良心发现和弃恶从善。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中国人的"复性",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这不是一种靠神恩和救赎的复活之路,而是中国人所走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的道路。

中国的诱惑:关于西方思想学术的世纪转向——从范劲《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谈起

回顾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和学术史,"西学东渐"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和脉络,但是,在这种进程中,人们可能会忽视另一种新的文化取向正在西方悄悄生长,并逐渐显露为西方思想学术的一种新的取向,这就是"走向东方"。可以说,这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和学术转向,意味着在新的文化背景中人类历史的一次大的蜕变;新的文化态势的形成,正在为新的人类思维和思想的转变提供契机,并为世界范围内人类思想文化的创新开拓着空间。